根据年度统计结果，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日平均工资为111.99元。与2007年相比，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4297元，增长17.2%，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0%。（4月9日《新华网》）
工资涨了，荷包鼓了，这是好事。但是枯燥的增长数字要用感同身受的生活质量来体现。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实下，很多行业不仅没有感受到工资增长后的满足感，反而体味到职业缺乏安全感，储蓄收益减少，衣食住行和教育更加窘迫的压抑感。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另一方面是幸福感的下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物质因素而言，中国的基尼基数在08年达到0.47，远超0.4的警戒线，这一数字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居民收入差距高达32倍。在中国缺乏中产阶级稳定收入阶层的中和下，中国在岗职工工资增长数据的公信力就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平均工资增长的据就像彩票的中奖率，虽然彩票的发行者宣称平均中奖率高，但这样的平均中奖率往往是一注大奖稀释而来的，彩民们若紧盯彩票率而投注，显然缺乏理智。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大量结构性的失业者和流动性的失业大军。如果将这部分人群融入到在岗人员基数里作为分母，工资总量和平均工资的增长对生活质量的参考意义会更加弱化。
在我国面临着阶层分化严重、贫富悬殊依然很大的情况下，在岗职工工资总量和平均工资的增加没有意义，就像人均GDP无法反映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是一样的。
从精神因素而言，中国居民近些年的幸福感虽然一直维持在7-8成左右，但更多是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所挹注的信心所感染。不过，中国居民感到不幸福的主因还是贫穷。据调查，城乡居民不幸福的原因依次为：住房条件差、家人或亲戚朋友下岗、工作状况不如意、健康、儿女教育、知机能培训。这些不幸福的生活要素涵盖了城乡居民衣食住行的全部，也直指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软肋：由于维系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老旧机制不合时宜，新的政策架构处于更新而无法稳定为为良性机制，引发了居民对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如中国社会出现的“新三座大山”（看病难、买房贵、上学难）就属此例。
这种萦绕在中国社会的焦虑情绪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基于对医疗卫生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的担心，中国居民习惯以储蓄作为自我保险项，储蓄率过高则凝滞国内市场消费。因为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导致储蓄利率下降，这又造成了居民储蓄的收益减少。金融危机之前，国内房价高企，造成一大批“房奴”；金融危机以降，房市价格并未见明显降低，居民安居依然是个梦想。
惠及全民的医保制度刚刚发布政策文本，要化为现实的福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龄社会的迫降，教育开支的增加，大学生就业无门的困惑，这些都是全民性的社会难题。
在这些现实的忧虑面前，平均工资增长的数据对普罗大众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平均数字和并不均富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反讽，而这也是造成公众从物质到精神都无法感触幸福感的主因。如果说平均工资提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给中国社会提供了反思自省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