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百姓都说看守所是“死亡集中营”？

核心提示：翻一翻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让人寒心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虽然最后的调查结论不像“躲猫猫”事件那般荒唐，但是也都差不多（仅仅是自我感觉）

 

很多人问过我看守所和拘留所的区别，下面我就来解释一下：

 

 

一、法律依据不同。拘留所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设置；而看守所是依据《刑事诉讼法》和《看守所条例》的相关规定。

 

二、性质界定不同。拘留所羁押的是受行政拘留处罚的人，所以拘留所是国家行政羁押机关；而看守所羁押的是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余刑在一年以下的已决犯，所以看守所是刑事羁押机关。

 

三、羁押对象不同。拘留所羁押的是治安拘留的人以及法院决定司法拘留的人。看守所羁押的对象是依法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余刑在一年以下的已决犯。

 

四、法律监督不同。《看守所条例》第八条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而拘留所的监督则无明文规定。

 

 

 

惊人的雷同！公民李荞明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9号监室非正常死亡，记者深入调查的证据表明：另一个公民李荣林两年多前同样在9号监室突然死亡。事后，李家人获得了晋宁县公安局的3万元安葬费。随着李荞明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真相水落石出后，李荣林的亲人怀疑他也是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他们说，李荣林身上的种种伤痕使得家人无法相信“急性心肌梗死，心功能障碍死亡”的结论。

 

在存在牢头狱霸和看守所国家公务人员责任缺失的状态下，发生在押公民非正常死亡是很“正常”的，是狱政伦理沦陷的必然结果。

 

 

 

公民乔兢凯，2001年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看守所，惨死于19名牢头狱霸的非人虐待之下。

 

公民张斌，2003年在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惨死于9名劳教人员持续一个月的酷刑之下。

 

15岁少年封林君，2009年1月4日，在昆明市盘龙区第一看守所因头部外伤住进医院，1月6日上午死亡，看守所称封林君是“洗澡摔死的”

 

……

 

我不知道仍有多少在押人员或劳改人员是这样死掉的，他们未必都有李荞明那么“幸运”，能藉“躲猫猫”一词火爆网络而最终得以死因大白。

“躲猫猫”事件中的牢头狱霸是不是事件真相的源头，目前依然有待探寻；但在2003年的葫芦岛市劳教院在押人员张斌被牢头狱霸虐死案中，却可以清晰印证牢头狱霸与狱政管理人员间的依附与寄生关系——教养院一大队大队长任命劳教人员任劳教院内部“管理者”，该大队与教养院签订“当年完成20万元经济指标”的工作协议，正是在这公利和私利共同经营的背景下，在管教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教”下，某些被“管理者”成为牢头狱霸，对其他劳教人员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张斌因在为教养院干活挣钱过程中动作太慢而屡屡挨打、最终惨死监牢。

狱政工作人员依权收受在押人员好处而徇私枉法的事例不在少数。公安部和两高早在1988年就下发了关于坚决取缔“牢头狱霸”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对于干警纵容、支持、指使人犯折磨殴打其他人犯的，一定要严肃处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狱政系统的权力寻租而导致的牢头狱霸，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本应以教育、改造犯有过错的人，修正人生态度，悔过走邪行为的狱政制度伦理，现在竟成为一些公民非正常死亡的制度背景，难道我们不该反思吗？

2月28日的“新华时评”提出：“躲猫猫”事件进展到现在，公众希望查处工作能够再进一步，不是止步于惩处几个责任人，而是藉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像孙志刚之死一样，推动相关制度的建设更趋完善、规范、合理。而2003年张斌被牢头狱霸打死时，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就曾在媒体上呼吁——“和‘孙志刚事件’一样，很多项法律的改革都是依靠个案来推动的，应当藉张斌恶性事件的出现”来推动劳动改造等制度的改革。然而，从张斌到李荞明，足足等了五年多，依旧发生牢头狱霸伤人致死事件，狱政革新依然遥遥无期。我们总拿孙志刚之死来说事，寄予制度的修正和改革，但令我们更为恐惧而颤栗的是，有多少个“孙志刚”和“李荞明”的生命可作为制度转身的筹码？

 

 

 

在网上搜索关键词组合“看守所+死亡”，你会发现，近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引发舆论关注的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例：

 

2001年北京西城看守所贾小兵案；

 

2002年四川营山看守所误诊致死案；

 

2003年辽宁葫芦岛张斌案；

 

2004年哈尔滨迟文斌案；

 

2005年越野赛冠军死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