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国企———古井集团因高管涉腐败窝案近乎“全军覆没”而震惊天下。今年2月初被终审判处无期徒刑的王效金，因被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提及，于2月末再次成为热点人物。
王效金原为古井集团董事长、总裁，因受贿罪入狱。在他前后，已有近十名古井集团原高管也因受贿罪领刑。
律师祁快乐曾是古井贡原总经理甘绍玉的代理律师。祁透露称，2007年，亳州市纪委调查这些高管，最初的目的是让他们交代王效金的问题，但他们都交代出了自己的问题。
而王效金之所以被调查、判刑，和古井改制背后的各方博弈密切相关。一个传言在古井镇乃至亳州市流传甚久：古井改制成功之日，就是王效金“去他该去的地方”的那一天。
果然，2007年4月13日，安徽省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古井贡”，证券代码，000596）的控股股东———古井集团100%国有产权转让评标结束，泰国国际饮料控股有限公司为中标候选人。
当晚10时，王效金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安徽省纪委带走。
改制方案曾引发职工抗议
2003年年底，王效金开始了古井的改制之路。由于产权不清、经营状况下滑的原因，其时，古井改制势在必行。
作为古井贡一名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宋崇玲1997年以前的工资为八九百元，高于当时的安徽省全省平均工资水平。
从1998年始，古井贡开始走下坡路，2000年，酿酒规模收缩，2001年，辞退了900多名农民合同工，而且从2002年到王效金落马时，古井贡职工半年生产，半年放假，放假期间，只发基本生活费两三百元。
生产月份，普通工人的工资仍然只有八九百元，已经低于安徽省平均工资水平。
与此同时，古井集团拥有所有国有企业的包袱：如本该返还给企业的税收，却因为亳州市地方财政紧张而返还很少，造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紧张；缺钱的政府时常伸手向古井要钱，如亳州市政府建了一座大楼，就是从古井集团拨去千万资金，垫付工程款。
王效金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说，企业家不是敢于向权势作斗争的人，“企业家为了完成对资源的配置，干好企业，就必须是个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但2004年初，当他公布古井改制方案时，引发了职工们的不满和反对。
此改制方案是“全体员工持股、管理层持大股”，即将古井集团不良资产剥离，保留优良资产，经过评估作价，以净资产为基数，转售深圳万基集团60%股权，余下40%在内部分配。万基需为此付出的代价为6亿元。对于内部的这四成股权，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管理层和职工，可出资购买、也可用其国有身份置换补偿金购买等等，最后还预留一部分，用于后来的新管理团队。
按照上述方案，古井集团普通职工平均每人将分到3万股左右的股权，副总经理以上的高层则平均分到80万股左右的股权。员工根据公布的细则计算出，王效金一人拿到1000万股权，古井集团党委书记杨光远则获得700万的股权。
职工认为，此种分配严重不公。2004年3月3日，数千职工聚集在古井大酒店和火车站，举着“支持改制，反对不公”的标语表示抗议。当时已经到达合肥并准备赴京参加全国两会的王效金，不得不立即赶回。事态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得以平息。
难逃国企领导人“59岁现象”
王效金的改制方案正是MBO（管理层收购），那时，这被视为国企改制的一道良方，因为MBO实现了“所有者”在位的产权关系。
事实上，国企的MBO改制造就一批富翁。如TCL的李东生因为成功MBO和企业上市，其个人资产达到11亿元。
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们均因此蠢蠢欲动：健力宝的李经纬提出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健力宝内政府持有的股份，但被三水市政府拒绝，他本人于2002年底因为贪污及转移国有资产被监视治疗。2004年，伊利的郑俊怀和其他高层，因挪用公款MBO而入狱等等。
之后，MBO引起了以郎咸平为代表的学者的质疑，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等均被点名批评。
2004年8月，国资委等四部门紧急颁发了《关于开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彻查国企改制、产权转让两大国有资产流失“命门”。
当年9月中旬，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特急文件，要求省内地市的国资部门对国企产权转让情况自查。古井集团制订的改制方案被有关部门否决。
王效金因此没能赶上MBO之路的末班车而暴富。而他的改制热情不减。
但随着局势变化，改制的主导权从王效金落到亳州市政府手上。香港嘉鑫集团曾一度有望以6亿元的代价获得古井集团65.96%的股权，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获。之后，亳州市政府以挂牌转让、重组的方式，改制古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