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用友瑜先生的一段话来问曹先生，‘在这一段叙述中,曹呈宏先生玩了一套很高明的偷换概念的把戏,即把“特定机关”偷换成“机关”,把“杏花岭区检察院”偷换成“检察院”;而且,他歪曲了央视记者的采访调查并非只是针对杏花岭区检察院检察长个人,而是针对“杏花岭区检察院”这个“特定机关”的事实;此外,他又给人们出了一道如何去审理那位“正在'双规’中的最高人民法院某领导”的难题。所以,有关杏花岭区检察院在本案中是否应该回避,真要让人看得有些踌躇了。好在我的头脑还清楚,所以我知道,我国法律固然没有规定“机关”的回避,不过,如果我们把“机关”这个概念换成“特定机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特定机关”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机关”,更在于它是指一些特定的人员。比如,当我们说到“杏花岭区检察院”,它不仅仅是指一个特定的司法机关,更是指这个检察院的所有检察官。而当央视记者采访调查所针对的是“杏花岭区检察院”,那么,“杏花岭区检察院”的每一个检察官自然都可能是被监督的对象。于是,由“杏花岭区检察院”这个“特定机关”所意味着的所有检察官,自然都应该在本案中回避!而如果最高检居然指定杏花岭区检察院管辖该案,毫无疑问就有些荒唐!’
再者，本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杏花岭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哪怕从社会影响等方面考虑，如果由杏花岭检察院办理确有不便或容易给人以不公正的猜疑，而需要另行指定其他检察院办理的话，那么也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作为被指定的办案机关，杏花岭检察院是无权拒绝履行职责的，否则就是玩忽职守。而且一旦指定了杏花岭检察院办理此案，在没有撤销该指定之前，(或者依网上的说法，在没有作出“回避”决定之前)杏花岭检察院必须不得停止侦查行为，直至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为止。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例如作为一个公安人员在抓小偷，跑到跟前一看是自己的同学，不能声称说“我要回避”就停止抓捕行为。
同样，引用友瑜先生的话来问曹先生，‘那么很明显,曹呈宏先生在这里把杏花岭区检察院罔顾程序正义介入此案调查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最高检。但是,曹呈宏先生没有告诉我们最高检是否了解案件全部情况,以及杏花岭区检察院如果认为自己应该回避的话,是否向最高检表达了回避的请求。而说到他举的那个“抓小偷”的例子,则简直不伦不类。本案中杏花岭检察院完全知道自己要抓捕的对象是谁,而在“抓小偷”那个例子中,公安人员在执行任务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对象是谁!如此,两者怎可进行对比？只是,问题到此并不算完。最高检真的做了指定杏花岭区检察院管辖的决定吗？是通过正常渠道做出的吗？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根据法制晚报12月9日下午的报道,最高检新闻办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最高检对于该案件的情况尚未全面了解清楚,也不清楚那份指定管辖的文件是怎么出台的,所以最高检目前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协调各部门,查询该文件出台的经过及背景。但是有消息灵通人士称,最高检工作人员曾私下向其解释称,不排除该份文件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如此,有关山西检方是否应自行回避,甚至没有必要急着去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