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更值得关注的是“连坐令”出台背景

陕西省宝鸡市有关部门制定《通告》：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检期间，司机违规，单位领导要接受培训，并向媒体和全市人民道歉。此举引发不同反应。有人表示支持，认为这一规定对整治“特权车”有很强的针对性，值得推广；有人称之为“连坐令”表示质疑，认为这一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株连政策”不值得推广（９月１日《新京报》）。

　　笔者认为，争论是否推广“连坐令”实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该项政策本来只是一项临时性规定，只限于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检期间执行，一旦“创城”成功，迎检工作偃旗息鼓，该项规定也就自行废止了，还谈什么推广不推广？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项旨在治理交通违规现象的“连坐令”是否值得推广，而是“连坐令”出台的背景，即为了迎接“创城”检查，一些城市热衷于出台临时性的特别规定，来突击治理城市积弊，这种突击治理的效果固然会立竿见影，而突击治理所依托的临时性政策却缺乏可持续性和长久性。不仅如此，由于临时性政策大都属于非常规政策，在无形之中往往会与现行法规相抵触，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往往受到人们的质疑。

　　宝鸡市“连坐令”的出台，暴露出了目前流行于许多城市中的“创城”焦虑情绪：“创城”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为了确保“创城”成功，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甚至出台一些在平日看来匪夷所思的规定和政策。“创城”需要的只是临时性效果，而临时性政策正是要创造这种效果，至于建设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可持续性长效措施，则往往会因措施的渐进性和见效缓慢，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焦虑心态支配下被彻底抛在了一边。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的，是要严格按照文明城市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借此来提升城市的文明层次和品位，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推动城市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说，“创城”只是一个契机，而不应该成为一种目的。但现在看来，一些城市把“创城”当成了一种终极目的，以至于围绕“创城”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只为通过迎检的关口；甚至于有的城市为了“创城”不惜弄虚作假、大搞面子工程，将那些可能成为“创城”障碍的东西统统遮掩起来。如此“创城”，即使成功又能如何？我们的城市真的“文明”了吗？

　　城市文明不仅意味着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也不仅意味着城市外在面貌的改观，还应包含着行政文明和管理文明，等等。像宝鸡这种为了追求短期效应而制定的临时性特别政策，就很难说包含了多少管理文明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