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曾深情地赞美司徒雷登，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司徒雷登见面，称赞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普遍主义的文化观
与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不同，司徒雷登反对文化冲突论，他极力主张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化观。1929年，他在《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谈到，中国人应该认识到，真理是普遍的，通过传教机构接受西方知识，并不是要使其西方化，而是要使其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不应该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因为中国早就有古代圣贤关于民主学说的论述。对民主的追求是基于普遍的人性的，不分中西。
作为传教士，司徒雷登认为，他要做的，是要与东方分享上帝给西方的赐福。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
他认为基督教具有自我更新的特点，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融合了许多民族的优秀成果与智慧，特别是近代，它又进行了一系列适应现代社会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与发展还在继续，而中国悠久的文明中，也有很多值得西方文化汲取的优秀成分。人性以及对道德和真理的追求，中西之间是共通的。
基于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在主政燕京大学的27年里，司徒雷登多次强调，“燕大应当是中西两种文明中那些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成为“推动实现世界主义的中心”。他重视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推动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其主持出版的《燕京学报》和《汉学研究引得》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
安息中国的遗愿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从未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奔走。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傅泾波有生之年终于没有看到司徒雷登所托成为现实。一直到2006年，傅家的后人才得到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
2008年底，在司徒雷登的出生地杭州，他终于得以安息。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他最期望的燕园，尽管昔日的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但这所只存在了33年的大学，为文明所增添的辉煌，历史将永远铭记。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