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8点20分，毛泽东来到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参加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主席台就座后看到了会场内坐在最后一排的彭德怀。
他一坐下便开了火：“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呀？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想讲几句。”这是毛泽东讲话特有的方式。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他在指出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饶“四条路线”后，说：“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明眼人一听，这“第二种人”显然不只是说彭德怀。在场的周恩来立刻紧张起来。他听出毛泽东话中有话：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的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周恩来。
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应该说我，实在一大堆事没管。”周恩来是顾全大局的人，也是一个绝顶睿智的人，他知道，这次庐山会议虽然毛泽东决定反“左”，也有限度地作些自我批评，但他内心深处却有着某种不平衡和一个“结”——始终对几年前的“反冒进”耿耿于怀，所以一有机会便点一下。今天他表面上是在表扬周恩来吸取了“反冒进”的教训，这次“站住脚”了，没和彭德怀搅在一起，但实际是在警告他不要像彭德怀那样再搞“反冒进”。周恩来已听出这弦外之音，所以他一言不发。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紧张，感到庐山会议的风向在变。彭德怀更是出乎意料，他在“自述”中说：“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