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达赖集团交往始末：因“藏独”分道扬镳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喇嘛化装成一名普通士兵，在“四水六岗卫教军”簇拥下逃向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但就整个中国而言，达赖集团并未完全就此切断与中国各政治势力的联系，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希望把达赖纳入自己的“反共复国”事业中，但终因双方目标南辕北辙而告吹。

　　达赖二哥与国民党渊源颇深

　　说起达赖集团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就不能不提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作为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在1937年他的弟弟被确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他就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打过交道。１９４６年，嘉乐顿珠被选为“西藏代表团代表”出席南京召开的伪国民大会，随即进入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

　　当年在南京读书的藏人，有许多贵族子弟。嘉乐顿珠入读这所学校，国民政府的用意不言自明。嘉乐顿珠在校期间还拿到蒋介石的奖学金补贴，并于1948年与其汉族女同学朱丹结婚，朱丹是国民党将军、蒙藏委员会委员朱缓光的女儿。嘉乐顿珠与蒋介石私交很好，但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嘉乐顿珠感到去台湾没有前途，于是转道回到拉萨。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的统一正式完成。但以嘉乐顿珠为首的贵族农奴主势力不甘心失去特权，积极策划仍然保留的西藏噶厦当局与中央对抗。1952年，中央政府希望嘉乐顿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团进京，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加入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席维也纳的世界青年大会，但嘉乐顿珠却找个由头离开拉萨，取道山南偷渡印度，这正是后来达赖出走印度的路线。

　　接受美国人的培训

　　1955年，因民主改革触动了西藏周边地区一些藏族部落首领、商人及喇嘛的既得利益，他们开始密谋发动叛乱，其中康巴的武装后来演变成庞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美国人所谓的“康巴游击队”），其头领名叫恩珠？贡布扎西。为使“卫教军”有更大作为，贡布扎西不断派人去印度寻找嘉乐顿珠，试图与之合作。与此同时，当康区出现叛乱后，正寻找一切机会遏制中国的美国和台湾当局也认为机不可失，纷纷派人到印度找嘉乐顿珠。美国人希望嘉乐顿珠能联络“康巴游击队”，物色人员出国受训，并帮助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和大吉岭建立针对西藏的间谍情报网。而台湾驻缅甸工作站的间谍头子张我佛则极力拉拢嘉乐顿珠“效忠党国”，希望他能成为“心向中央”的西藏“反共抗暴领袖”。

　　1957年一个漆黑的夜晚，贡布扎西派出6名手下跟中情局特工一起秘密前往印度某地。当时，这些人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台湾，要么去美国。台湾情报人员私下里多次接触这6人，希望他们前往台湾接受“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的教育，但嘉乐顿珠则一心想傍上美国，苦口婆心地进行开导，最终他们放弃赴台计划。1957年3月21日晚，嘉乐顿珠亲自将这几人送到印巴边界，然后由美国驻达卡领馆送上飞往塞班的飞机。这些人在塞班岛接受了5个月的训练，进行了游击战、间谍及密码等方面的培训。

　　两方合作同床异梦

　　1959年3月，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策划了武装叛乱。叛乱被迅速平定后，叛军残余逃往印度方向，达赖也被裹挟出境。

　　为了给达赖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嘉乐顿珠四处奔走。他写信给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希望其用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帮助西藏“独立”。然而就在拉萨叛乱被粉碎几天后，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将“反共复国”、“五族共和”、“重建大中华民国”等作为原则，把达赖集团称为“反共爱国”的“西藏难胞”，对其“藏独”主张却毫无着墨。后来该文告成为国民党各部门处理涉藏问题的最高原则。

　　看到蒋介石的讲话原文后，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激进派大骂台湾当局，坚决反对把西藏问题称为“中国内政问题”，而嘉乐顿珠则坚持立足于“反共”这一基本点，争取台湾的实质性援助。在达赖的默许下，从1963年到1964年，嘉乐顿珠连续三次密访台湾，与蒋经国会晤。会晤的目的是“沟通关系”，解决双方的“理解分歧”。可是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嘉乐顿珠只带回蒋介石写给达赖的一封亲笔信，蒋继续坚持西藏问题是“中国反共抗暴”运动一部分。与此同时，台湾“军情局”呈给蒋介石的材料里，也提到“达赖喇嘛与嘉乐顿珠旨在宣传西藏并非我国领土之一部分，为将来策动西藏独立铺路之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