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蜜月破裂后困扰蒋介石十年的“潜艇官司”

　　齐焌在回函中也提到为什么会有3000万马克余款。他指出，1934年8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代表克兰签订《中国农矿产原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也就是“以货易货”（通称易货案）。中国提供钨、铁砂等战略物资给德国，德国则是对华输出等值的军火和工业品。为确保该合同的履行，中德政府又在1936年4月8日签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该合同第7条规定，中国政府财政部及中央信托局在德国国家汇兑银行存入1亿马克，作为双方易货贸易的保证金和差额填补金。齐焌强调，1936年以后，中德政府交易开始频繁，但“抗战爆发后，中国订购之军火以及炼钢厂一部分机件均须缓办或撤回，故中国在易货案内确有余款在3000万马克左右”。

　　虽然台湾当局想把这笔款项索回，直到1954年初为止，台湾当局连到底有多少钱存在德国都莫衷一是。“国防部”、“外交部”与“经济部”各有一套说词，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在1954年6月5日呈文给蒋介石，承认各方说法不一，只好要求“国防部”第二厅的赖名汤转饬驻西德通信员严敦炯，就近详查正确数字与内情。

　　案情出现重大转折

　　1954年6月后，这件德国马克案便没有具体进展，直到1963年12月14日，台湾“海军总司令”黎玉玺在上呈“参谋总长”彭孟缉并转呈蒋介石的公文中，突然曝出该案的重大转折。黎玉玺声称台湾海军在欧洲的代表找到一个抗战前国民政府设立的特别账户，里面的金额为1000万马克，而且与先前各部门所说的“中德易货案”毫无瓜葛，而是海军当年直接通过合步楼公司对德采购潜艇的经费，二战欧洲战场形成后，订造的潜艇全被德国征收了。

　　原来，1963年，黎玉玺听说西德沃尔夫公司驻台商业顾问吕渭祥将回波恩述职，于是他在10月14日写信给吕渭祥，希望他借此机会协助探查国民党海军在抗战前存入德国银行的资金下落。吕渭祥所服务的沃尔夫公司是由西德政府对东方国家经济政策顾问奥托·沃尔夫（ottowolff）创办，他与西德总理阿登纳有莫逆之交。黎玉玺在信中明确提到，“本军在抗战前经常与德国有物资器材的订购关系，并曾订购两批舰艇，包括鱼雷艇、布雷舰与潜艇等，其中仅3艘鱼雷艇移交中国，故应有马克存德国银行备用。迄至大陆山河变色，该款仍未解决，现此笔款项尚存西德银行……”吕渭祥到西德后，找到当年合步楼公司驻华最后一任代表魏诺尔，并通过其在西德政坛的关系，才获得第一手资料，使全案细节豁然开朗。

　　原来1000万马克是抗战前由国民党海军将领陈绍宽与合步楼公司代表魏诺尔签约采购德国潜艇的费用，当时以美元折合当年汇率转成马克存入德国银行特别账户，属于专款，不得移作他用。当时，双方往来的银行名为“德国国家汇兑银行”（deutschegolddiskontbank），二战后更名为“西德联邦中央银行”（bankdeutscherlander），1957年又改名为“德国联邦银行”（deutschebundesbank）。这笔款项存入时，德国国家汇兑银行经理是窦韦尔（dauer）。

　　这1000万马克的价值在二战前后的计算大为不同。根据台湾海军总部的计算，二战前德国马克与美元的汇率为2.5：1，因此这笔款项等于400万美元，1941-1963年虽有22年，年利率为5%，累计计算20年，若以战前汇率计算，该笔款项到1963年连本带利应有800万美元，约合3.2亿元台币。问题是以战后西德马克与美元的兑换汇率计算，这个数字就完全不一样，战前纳粹德国马克与战后西德马克的兑换比为10：1，也就是说，1000万战前马克相当于100万战后西德马克，加以1963年的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为4：1，100万西德马克等于25万美元，同样以年利5%计算20年，连本带利共为50万美元，约合2000万新台币。

　　黎玉玺在呈报给蒋介石的报告里，没有说明用何种方式计算币值，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无法索回利息，魏诺尔承诺愿意出面证明并协助台湾当局索回本金。为了加深蒋介石的紧迫感，黎玉玺特意在报告中加了一句，“据悉共匪（大陆）亦曾派人向西德探查此事，惟未有结果，如我决定追查，似需从速，以免另生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