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去世10年才洗去不白之冤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跟随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黑白颠倒有口难辩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参加会议者基本上都是军委委员和军队的中央委员。彭德怀在会上宣布，这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后，即5月26日，当他接到通知赶去中南海居仁堂参加有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时，发现会议竟是冲着他来的。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批判中给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级部的领导作了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正式召开，萧克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因此要求元帅们和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裕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态度说：“我不能同意xxx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裕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毛泽东看来还是不太满意。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泽东也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做检讨。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几乎总是要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检讨，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举例说，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的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张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向中共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派陈毅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他负责。他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