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舍墙外,不时传来国民党败兵撤退的嘈杂声,鲜恒额头上渗出串串汗珠。杨森终于打破沉默开口:
“关于第一条,请你们放心,我杨森能办到。我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骚扰百姓。第二条要求难做到,因为中美合作所关押的共党政治犯,由行辕二处徐远举直接负责,实际上是蒋介石亲自过问,我管辖下的稽查处无权干涉。第三条要我不去台湾,率20军起义已不可能。你进来时没见大门内停着两辆吉普车吗?那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我的,我稍有异向,性命就难保。再说,我与你父亲不同,他是民主同盟的发起组织者,与共产党合作有功,而我对共产党有过,共军饶不了我。我不去台湾恐怕不行。”
杨森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望着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流,继续说:“我的部队现都驻在重庆附近,已交部下喻孟群、杨汉烈指挥,我会交代他们,我去台湾后,遵照你们的嘱咐。第四条要求更难办到,重庆市区我只有一个团。现在,我的行动已受特务监视,调部队进城不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遭杀身之祸。”
说罢,杨森长吁了一口气:“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之难。我走后,烦你们关照小妾邓壁如(杨森小老婆),田蘅秋有点私产带不走,累你们代为存放,费心了。”
鲜英应允践约,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传闻特园鲜英家窝藏战犯眷属财产事件的前因后果,乃后话。
刘伯承坦陈
不能对杨森抱希望
鲜恒急忙回特园秉报父亲。鲜英听后一惊,决定亲自找杨森,于是带上鲜继坚和鲜恒,驱车直奔渝舍。
鲜英仍未能说动杨森。
以杨森的江湖历练和嗅觉,他不敢留下来。杨森的嗅觉是准确的。据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解密的最新资料,早在1949年六七月间,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就向野司首长汇报过策反杨森,据时任处长柴成文(解放后曾任我驻丹麦公使)回忆,他曾当面向刘伯承汇报,拟派人入川做杨森的策反,刘伯承明确表示说:“不用了,我们不能对杨森抱希望。这人(杨森)翻云覆雨,反复无常。”作为曾经的川军名将,刘伯承与杨森打过多次交道,他太了解杨森的为人。对重庆地下党方面的努力,刘伯承未加干涉。
史实是,杨森撤离重庆时,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手下的20军没配合保密局破坏城市。中共重庆地下党也没幼稚到把保护城市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杨森身上。走上层路线的同时,地下党依靠群众,发动民主进步力量,在各大厂矿组织工人,与军警特务进行殊死搏斗,全市涌现出一大批像吴坤山、刘家彝、简国治那样拼死保卫工厂的英雄。
策反内二警
杨森儿子率部起义
除杨森外,重庆地下党还将策反重点放在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内二警)总队长彭斌等人身上。内二警直属国民政府内政部,装备精良,有兵员2万多,负责守卫重庆的工厂、仓库、飞机场等重要设施。策反内二警,不仅是为了保护城市,而是要让蒋介石的“御林军”阵前倒戈。
据市党史办专家艾新全介绍,策反彭斌共有7条渠道:中共川东特委的4条分别是刘兆丰(经胡子昂、卢子英等人)、廖石城(经彭斌侄子彭万高)、樊恒才(经彭斌叔父彭应昌)、蒋仁凤(经高允斌到内二警副总队长张佐斌);中共川西地下党的3条分别是陈显志(经陈济光再经彭斌之弟彭勋武)、陈廷栋(彭斌少校副官)等。多方努力下,彭斌曾一度有过弃暗投明的想法,因11月24日下午,蒋介石对他的特殊召见付之东流。25日,彭斌将家属子女送上飞往台湾的飞机,为自己留下斩不断的顾虑。
据内二警少将副总队长张佐斌回忆,彭斌当时心情苦闷:“因彭曾指挥华蓥山剿共大屠杀,与中共有宿怨。他整天愁眉苦脸,顾虑重重,有时甚至号啕大哭。”彭斌曾对张佐斌倾诉:“军统连我的私生活及各支队长以下人员的一言一行,都要向徐远举汇报,我们大家事实上已丧失了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