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鼠疫实验：日寇屠杀中国人的秘密武器

石井式土陶制细菌弹构造图

石井式土陶制细菌弹

　　大批日伪特来后，首先把城封死，4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搭起不挨墙地的木头柳席做的，岗哨 （十字街是观察哨），四外围上了警察，除日伪特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许出入，违者就地枪杀。有几个有钱的人和外地进来购物送东西的人，怕染上疫病死到这里，纷纷跃墙而逃，都被警察打死了。

　　封锁白音布统后，警察署由鲍金财、百岁、吴小个子、浩楼、雷会田等接管，防疫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玉初美容操纵。在学校设健康所一处，在兴农合作社设隔离所一处、治疗所一处。还有一处实验室。设在离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脚下，看上去为百姓着想，实际成了日军摧残中国百姓的实验基地。

　　在城里和周边的人，日伪特既不提供防疫方法，有病也不治，只是每天挨户查三遍户口，凡是发烧38℃以上的人就抓走。从隔离所死里逃生的刘桂云说：“那时我14岁，给人家当童养媳。鼠疫来时，一不小心收拾屋子摔倒了，日本人把我当成疫病抓到隔离所，这里有十多间房子，凡是进来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都被日伪特逼着扒掉所有衣服，不扒就拳打脚踢，鞭子抽。随后不分男女老少，排成两溜，日军和警察给人从头到脚浇冷水，喷所谓的消毒水。有不少没染上瘟疫的人，因冷水激，一冷一热感冒后很快传染上疫病死去。这里天天死人，我们就在可怕的死人堆里挣扎着……”。

　　三、残害百姓

　　日本人来了后，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剖腹实验所。陈希镇讲述：“有一位在乌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来自音布统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学徒，那年他才19岁，身体非常棒，但鼠疫传染了他，被日本防疫队抓到治疗所第一个给剖了腹……”魏连春讲述：“街上有一个姓迟的小名叫‘帮子’的小伙子，也染上了病菌，但没死，日本人不给治，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就给剖腹了……”小野四秀夫等人把许多活着的人，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放在玻璃瓶中，然后把玻璃瓶装在铁盒中，铁盒放在一个装水的盒子里，迅速送到了石井部队。实际是分析他们施放疫菌的效果。进入实战后，有哪些可改进完善的地方，并留作细菌标本或做细菌培养基用。

　　日本防疫队和警察采取封户集中隔离的办法，无论病否，只要他们认为有病的，就统统赶到学校或兴农合作社集中起来，加以迫害摧残。进到隔离所的百姓，先是被扒光衣服，然后往身上浇水喷药。日伪特人员把衣服集中起来，说是热蒸消毒。有很多人把金银首饰、钱财等贵重东西带在身上以防丢失或备急用，警察借蒸衣服之机，把贵重的东西和钱财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人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恶打。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伤口很快感染，不长时间就死了。有的一家人全被赶到隔离所，家里没人往隔离所送饭、送水，眼睁睁在这里饿死或渴死。有的家有人送饭，但必须给看守送礼，才让你把饭送到家人手中，否则，以相互感染为名，不让进去，家人只好等死。有的忍受不了天天被扒光衣服浇冷水的折磨，趁天黑逃了出去，但多数被警察抓住，有的当场打死，有的回到隔离所，没几天就死了。没跑的人，病一天天重起来，就被日伪打上催死针，不一会儿就没了气。据那时在隔离所专拉死人的翟凤鸣介绍：自日本兵警察团来后，我每天天黑时，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这里一天少的拉三五个人，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往白音布统北（现红星村北）的大坑里一扔。每天都得挖长七八尺、深十来尺的大坑，一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一个坑里。为了日后辨认，每个死者都插上一个小棒做记号。死者有的裹着衣服，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睁着眼，有的咧着嘴，什么样的痛苦面孔都有。而最可怕的是被日本人剖了腹的那些死人。

　　在鼠疫菌肆虐下，日伪特不但任其发展，而且想方设法抓捕少妇和十八九岁的姑娘，以逞淫威。他们见到漂亮的姑娘和少妇就以染上鼠疫为借口抓到隔离所，扒光衣服“净身”，往身上喷洒“消毒水”，然后在身上乱摸；有的不明不白地被捉走，从此再也没回来。有的女人被拉出去，他们发完兽性，就像死人一样拖了回来。城里有一个开肉杠（就是肉铺）业主的妻子30岁左右，皮肤白晰，体态丰满，外号叫“小白猪”，被拉到隔离所让她脱光衣服；当时她只是把外衣裤脱掉，裤衩没脱，日伪特人员就拽裤衩，她不从，一个叫百岁的警察上去就拳打脚踢，把裤衩撕开。在场的日本人一阵阵狂笑，一示意，警察把她拉到配水配药室。她遭到了日特骨干和两名警察的轮奸，不久含恨死去。百岁、浩楼等警察利用防疫的机会，糟蹋了许多良家妇女。鼠疫没结束，他们也染上了疫菌而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