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少女日记揭秘革命时代心灵轨迹

　　1966年8月6日

　　星期六

　　昨天，妈妈说今天下午要领我到工人俱乐部去参观李素文（张熙武评点：李素文当年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文革”后回到原地当过工人和厂长，继续活跃在基层。）的事迹展览，我高兴极了。突然，我想起今天下午还要到应届毕业生家去帮助拾掇东西，怎么办呢？我心里直嘀咕：倒霉死了，真是太倒霉了，怎么偏偏就这么凑巧呢？哎？！想个办法争取不去毕业生家了吧？就这么一次。我正寻思办法，忽然想起主席的话：“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附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又想起白求恩，他是个外国人，那么大年纪了，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又想起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正像毛主席所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联想到自己在这件平凡的小事情上，不是以国家、人民、集体、他人的利益为重，而是一事前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怎么办？我暗暗问自己又暗暗地回答，坚决不去看参观了，一定去做原先打算做的事情。于是，原来我认为“倒霉”的事情，现在却成了锻炼自己的大好机会了，心里一大块重重的石头忽地一下子就没了。

　　张颐武评点：本篇日记有关“思想斗争的表述”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很具有代表性。同时遇到两件事，在难以抉择的时候，一件对个人有利，一件对他人有利，在矛盾中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选择了对于他人有利的事去做。这样的心理过程是那个时代经常表现的。这经常出现的“思想斗争”，说明了那时对于个人欲望的彻底否定的困难，显示了当时的天理/人欲的冲突无处不在，它确实投射了当时那种彻底否定个人欲望的观念。这种观念当然是高度理想化的，但它的困难在于完全没有给个人的价值和存在留下空间。相反，个人完全融入集体之中，变成了一种绝对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又难以“克服”客观存在的个人欲望。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当年曾作用于很多人。

　　1966年8月10日

　　星期三

　　从我们学校发生的事情，从一些初小毕业生所说的事情，我认识到，若不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它会越来越危害人们的头脑。

　　比如：有的家长一进门就问：“考得怎么样啊？”若是答对了，或大致答对了，家长就亲热，就端这端那。可是当拿到录取通知书，一看“职业中学”、 “社办中学”、“民办中学”，就对学生大发雷霆，又打又骂。要是自己的学生考上了“七中”，家长就说：“你突破了考初中，还得突破高中、突破大学才行！” 有的学生还没有毕业，有的家长就说：“我们的孩子学习好，能考上。”有的教师还树立“学习标兵”，一天到晚作业连篇，学生早晚忙忙碌碌。如果不改革这一切，就会使学生读书为“升学”走路做事想“升学”，睡觉做梦喊“升学”。

　　张颐武评点：如果对于“升学”这样有关个人奋斗和成功的价值完全予以抹煞和否定，那么是否就有些苛刻了？这里接触的问题是否是“文革”文化的死结之一？

　　1966年8月24日

　　星期三

　　晚间吃饭的时候，听大人们唠嗑，说看见一个传单上讲，北京某中学的学生向那些高跟鞋、公鸡头、高盔帽的资产阶级发出了愤怒的警告。

　　张颐武评点：其实北京那时已经风云变色，当时正是“文革”最初的破“四旧”的狂暴时期。而东北的小城却还宁静。不过那种危险示范作用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件事顿时提醒了我。他们这种敢说敢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太可贵了，人家的革命意志多坚定啊！而我给刘老师提点意见却忧虑十足，摇摆不定，这说明我还不够一个左派学生的资格。

　　这件事鼓励了我，我顿时心情激动，革命意志高昂，立即挥笔写出埋藏在心里很久又顾虑很大的小字报：“向朱××老师发生紧急警告。”（注：朱×× 老师当时教我们音乐课，每天上班，衣着和发型比一般的老师要讲究得多。）和“反对刘××老师用这样的话教育我们”（注：刘××当时任班主任）。我一定要向那些敢革命的战斗小将们学习！

　　张颐武评点：从对朱老师的警告里可以看到“文革”的那种意识形态对于孩子心灵的影响。过于刻板的理念只能把人的趣味和判断变得狭窄。

　　1966年9月15日

　　星期四

　　看了坏影片《桃花扇》之后，心里越想越发呕。我们应擦亮眼睛，揭露它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意图。

　　1962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年代。这时候把一个离今很远的反动历史剧捧出来，就是宣扬资本主义复辟。当影片的代表人物李香君被抓时，她说：“不要欺人太甚！”“相府权势再大，也大不过一条命去！”这几句话彻底暴露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从李香君和侯朝宗的生活中，不难看出他们是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当幸福生活被冲散时，他们是那样地恨，恨我们新社会，留恋原来的腐朽生活，想再恢复蒋家王朝。因为影片中有许多人被带上手铐，被抓走。正处在1962年，编导者为何要演出这些呢？难道不是在咒骂讥讽我们这个新社会吗？

　　张颐武评点：当时梅阡导演的《桃花扇》也是作为“毒草”放映的。这里对于“人物影射”的敏感及其随之带来的责难，是“文革”式文学批评的典型方式。将历史的故事读解为对于现实的影射攻击，想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对比变成了批评的惟一方式，这样的批评当然引人发笑。但“文革”时大批判的逻辑就是如此，因而对于《桃花扇》的批判也就成为整个语境结构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