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呼应：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协作

　　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相互配合

　　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战斗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1940年5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趁日伪军“扫荡”皖东北之际，集中6个团的兵力，占领了苏皖边的金锁镇、界头集、新河头等地。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协力开展反击，经过13天激战，收复金锁镇、界头集等地，歼顽军1000余名，并把顽军赶回泗阳、宿迁县境。10月4日至6日，新四军开展了黄桥保卫战，其时，敌强我弱，形势极为危机，八路军第五纵队立即由涟水南下，进占阜宁等地，予以配合，结果新四军以7000人马歼顽军1.1万余名，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又如，1945年2月，南下支队渡过长江后，在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四十一团配合下，进行了谭家桥、阳新三溪口、大田畈等战斗，歼灭了数以百计的日伪军。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总结华中工作时说：“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八路军、新四军在干部、人员、经费上相互支持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干部和人员上相互支持。由于八路军主要是由红军主力改编的，而新四军主要是由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这样，在建军初期，八路军的干部和人员相对充足，新四军力量较为薄弱。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安排在陕北的原主力红军和党的重要干部，如袁国平、周子昆、赖传珠、李一氓、李子芳、胡立教、宋裕和等到新四军工作，后又调配刘少奇、曾山、饶漱石、李先念、朱理治、谭希林、曾希圣等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还直接抽调八路军干部支援新四军，如罗炳辉、彭雪枫、徐海东等。皖南事变后，一些八路军部队还成建制的编入新四军，如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第三师，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被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南征时，也支持了新四军第五师一大批干部。当时随南下支队进至大悟山的两个干部大队，大部留在鄂豫皖边区工作。当然，新四军在人员上也曾支持八路军，如八路军第四纵队主要是由新四军第六支队改编而成的。

　　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方的办事机构也都为友军做了大量工作，如新四军组建初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承担了大量的联络任务，项英、陈毅等就是通过他们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指导了豫鄂边红军游击队集中和改编成新四军。而八路军驻武汉、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也是新四军的办事处，同时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

　　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都很紧张，相比而言，八路军在经济上更加困难，特别是1941年到1943年，日、伪军对华北根据地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并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和军民生活空前恶化。新四军在自身经费也很紧张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援了八路军大批经费和物资。据参与接受款项的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千兴让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回忆，从1943年夏到1944年秋，新四军汇到太行山区的经费和物资，约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币800万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这极大地缓解了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