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杯毒酒”的概念从此不仅深入俄国百姓,而且深入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识之中。这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说的,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美国读者对高尔基所怀抱的崇敬心情。
但流传得最广的说法,仿佛是斯大林派人给高尔基送去了一盒有毒的糖果。这是被判了25年劳役,后又被流放到北极地带的普列特涅夫教授披露的。
这种说法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这是作者从著名画家、1966年在纽约出版的《我的会见日志:悲剧系列》一书的作者尤里.安年科夫的途述中摘引出来的。顺便说说,这本书还收入了一篇以极为友善的笔触描写高尔基的特写)。
“1936年高尔基在苏联猝然死亡之谜至今未解,尤其是在关于医生未遂‘犯罪阴谋’被揭露出来之后……
“我相信……普列特涅夫教授的坦白词,他是个有名的医生,曾经和另外几位医生给高尔基治疗……”“我们给高尔基治的是心脏病,可他所感到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他一再以自我责备来折磨自己。在苏联,他觉得没有自由,强烈地渴望回到意大利。其实,高尔基在力图回避自己———他已没有更大的反抗能力了。然而,克里姆林宫那个疑心重重的暴君最担惊受怕的是著名作家公开反对制度。因此,他同平时一样,在必要的关键时刻想出了最有效的法子。这一回,他的做法就是赠送一只精美的糖果盒。是的,一只用鲜艳的丝绸带装饰得非常精美的粉红色糖果盒。总而言之,是美的诱惑!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糖果盒摆放在高尔基床前一张夜间用的小桌子上。高尔基热情好客。这一回,他慷慨地把糖果分送给两位在其身边工作的护理员,自己也吃了几粒。一小时后,三人开始胃痛,痛得撕心裂肺,又过了一个小时,三人一起死亡。立即作了解剖。结果?不出我们最坏所料,三人均因中毒身亡。
“我们几个医生缄默不语。即便在克里姆林宫官方人士对高尔基的死因作出纯属欺骗的解释时,我们也没有予以反驳。然而,我们的缄默并救不了我们。高尔基被谋害的传闻迅即在莫斯科传开,说斯大林把他毒死了。斯大林听到这些传闻心里很不痛快。必须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把它置到别的方面。一定要找到别的罪犯。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把罪责归咎于医生。医生们因被指控毒死高尔基而被投入了监狱。医生毒死高尔基图个啥?愚蠢的问题!不消说,是受了法西斯分子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指使。结局吗?结局你们都知道了。”
普列特涅夫的证言最先见诸于德国女记者勃里基塔.格尔兰发表在1954年《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的文章。她是1948年在普列特涅夫领导下的一个营地医院当医士时与普列特涅夫相识的。他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大概是这位年事已高的教授(那时他已78岁)对她产生了好感,也不愿意把秘密带进坟墓,便把秘密和盘托出,告诉了自己的女同事。
关于瓦克斯别格提出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论据。他援引了1941年9月2日普列特涅夫和其他许多无辜者在奥尔洛夫监狱地下室被处决的有关资料(当时有154人遇害)。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在战争初期,在德国人快速进攻的条件下,哪能绝对地估计到在什么时候处决什么人?也许,在那种条件下,甚至有人想把普列特涅夫作为很有价值的见证人保上来。不过,谁又能知道,哪怕是那个贝利亚。战争的车轮会转向何方?又是怎么个转法?……总之,有关人们悲惨遇害的日期完全是人为确定的,这种事情听得多了。
经过对各种可能因素的思量,我们对格尔兰提供的消息原觉得尚有可信之处,但细细推敲起来,还是感到没有说服力。首先,方法本身就是幼稚的。派人送来糖果,而且还有两个没有任何人证实的护理员的死亡。这怎么不叫人想起斯大林派人给克鲁普斯卡娅送去的那只赫赫有名的大蛋糕!
这么一来,高尔基之死仍然是个谜。
然而,关于高尔基横死的说法却越来越为社会上多数人所公认。一位著名的语文学家B.B.伊万诺夫认为,斯大林与高尔基之死有关是没有问题的。他试图分析迫使领袖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因此,文章取了一个突出的标题:《斯大林为何杀害高尔基?》
这样,便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从不同的终端去开凿隧道。但两条隧道错开了,在不同的路线上立了一个固定的标记。就像我想象的,暂时没能凿出真理之光。那是不是说,进一步分析和把两种材料、两种论据接合起来的可能一点儿也没有了?不,也许不是汇合(千万可别是性质迥然不同的材料纯聚集物的混合!),而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将产生一种能最终驱散笼罩着世纪之谜的浓烟的能量。如果说真的有人杀害了高尔基,那么这个杀人凶手究竟是谁?完全按B.B.伊万诺夫那篇文章的标题来理解是幼稚可笑的。
一位曾经给高尔基治疗过的医生M.康恰洛夫斯基写道:“在死前的两天,高尔基感觉非常轻松。这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一回他的结实的身体一定能战胜疾病的。”
结实的身体……这是不是无意中说错了话,抑或这种说法还有些许道理?
诗人H.阿谢耶夫1927年11月在他第一次到苏联之前半年曾在索伦托拜访过高尔基。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是一两天,而是两个星期,每天都和高尔基见面。他是这样综述那次和高尔基见面的印象的:“高尔基还是那么年轻,看上去怎么敢不会认为他是40开外的人(请注意,作家那时候已经59岁———巴拉诺夫注)。我这样说不是要恭维他,也不是想净说一些讨人欢心的话。在他身上你根本就发现不了任何好唠叨、衰颓、皮肉耷拉等老年人的迹象。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饱经风霜,有着会见、观察、体验等丰富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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