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决定先试制两侧进气的正常布局三角翼——即歼九 IV方案(颇类似后来的歼八II)，要求1971年底上天。正当各项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并取得较大进展时，1970年6月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又对歼九的性能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活动半径900～1000千米，重量13吨，使用过载8g，升限25000米，飞行马赫数2.5。即通常所说的“双二五“方案。到11月，空军领导对正在研制中的歼九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双25太小，双28太高，应该是双26，即最大使用马赫数2.6，静升限26千米”。如此，歼九原有布局均不能满足这一新要求，不得不再次对气动布局进行重新设计。一切又重新开始。 经过反复的“科学折腾”，歼九终于最后选定鸭式布局，腹部或两侧进气的方案，称之为歼九VI。这个方案很大胆。此时，世界上第一种采用鸭式布局的瑞典的AJ37“雷”式战斗机还没有服役。在歼九VI方案中，体现了中国航空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和聪明才智。可惜的是，航空工业的基础实在薄弱，配套设施无法跟进。由于涡扇6发动机性能不过关，“双二六”标准仍显太高，歼九又一次趴窝。1975年歼九研制指标适当下调，1976年初据此形成歼九VI—Ⅱ方案，仍保持了歼九VI的鸭式布局，但加装了一部205雷达，探测距离60～70千米，跟踪距离45～52千米。主要武器为4枚PL-4拦射导弹，该导弹按导引头不同分为两种型号——半主动雷达型PL-4A，最大射程18千米，被动红外型PL-4B，最大有效射程8千米。如此，歼九VI—Ⅱ在各种性能指标上，都大大超过歼八方案，事实上已经具备和美国F—14等早期第三代战机正面抗衡的能力。如果后来歼九研制顺利按时问世的话，中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将拥有自主开发的第一种达到国际标准的第三代战斗机，而不是等到21世纪初由歼十来填补这一空白，中国空军将一举赢得20多年的时间!非常可惜是，由于中国航空工业落后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低效的生产机制，无法实践新型的设计思想。研制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困难，导致进展缓慢，有关部门因此产生畏难情绪。更主要的，1978年，由于某所承担的歼7Ⅲ设计发图工作要求紧迫，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歼九VI—Ⅱ的研制工作开始收缩。1980年，为贯彻国家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歼九的研制工作全部中止。歼七“击落”歼九，模仿战胜创新，大有希望的一代新型战机就这样胎死腹中。同一时期，试图撇开苏式血统的强五另起炉灶的强六也和歼九一样，“死得很难看”。很多人知道中国航空史的运十悲歌，岂不知歼九悲歌和强六悲歌一样惊心动魄。转了一个大圈，经过了一番近乎可歌可泣的努力之后，中国航空工业终于又回到了因袭苏制飞机的老路上。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技术和物质基础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拿来主义的懒惰心理、爬行主义的倚赖心理和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作祟。即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被奉为时代精神的当年，这些负面的东西，依然顽固地附着在某些人潜意识的深处。正是这些负面的东西，让歼九摇篮夭折、强六功败垂成、运十已茁壮降生又被活活扼死，而歼八虽然顽强苟活，却先天不足。也许我们今天拷问这一页并不久远的历史显得不厚道，但看看今天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仍在大力引进和仿制俄式战机，并翘首期盼欧盟武售解禁的样子，又似乎如骨鲠在喉。我曾经称颂过歼八精神，那是从阳光下的正面看过去中国航空工业部门闪光的部分。在歼九死胎的尸骸上，投射着的是歼八精神的阴影。
第三，对外合作中暴露出中国式的幼稚。无论中国空军还是中国航空工业部门，都知道“自己孩子”歼八II先天不足的诸多“生理缺陷”，于是，利用中美良好的政治关系，想为其做一番洋手术。众所周知，1986年中国与美国政府达成“和平典范”的军事合作计划，同前格鲁曼公司合作改良50架歼八II。该计划主要内容是，将F-16AB战机用的ANAPG-66雷达和机载设备整合到歼八II上，并加翼前缘襟翼，以提高飞机的空中转向能力，使用结构油箱以增大飞机航程。双方还就采用F404涡扇发动机改良歼八II展开谈判。美方声称，经过美国先进技术整和后的歼八II，其基本性能将与F-16早期型号相当。海外推测中国空军希望在最新型的歼十战机服役前，最终用150架经过美国技术改装后的歼八装备1至2个航空兵师，部署在中苏边境附近以防止前苏空军的可能入侵。但1989年后因为一个政治事件双方政治关系急转直下，“和平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