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可不可以说中国已经改变几十年前在毛主席领导下所执行的对外政策。当时中国提出了一种社会模式，认为中国是一种榜样，很愿意将社会建设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今天中国不再认为自身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模式，只愿意与大家发展一种非政治的、仅仅是商务上的关系？
卢：事实不是这样。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经贸领域、也包括文化、社会等领域。当然，发展经贸关系非常重要，对中非双方人民都有利，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但发展政治关系同样重要。因为它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如果两国没有政治互信，我想经贸关系是不可能发展好的。同时发展文化、社会、人文关系也很重要，因为它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人文的基础。
记者：可以说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挥更重要作用。中国曾在1964年提出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当前，中非关系不仅仅发展了，而且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不是已经彻底改变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的思维？
卢：中国外交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确有很高热情，认为我们的社会模式很好，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跟我们情况差不多，可以借鉴。中国那时候在发展对非关系时给予了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很大的支持。这些国家独立后，我们也给予他们大量的经济援助，按照我们国内的发展模式帮助他们建立国民经济体系。说实话，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应该怎么发展，但对发展中非关系有很高的热情，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认为中国的力量远不是自己曾经认为的那么大，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发展好，自己发展好了才有能力帮助非洲国家。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政策的轨迹，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中国对非洲主要是单方面的经济援助。我们帮助非洲建立了很多生产性项目，比如糖厂、纺织厂、啤酒厂、卷烟厂等各种工厂。我们当时的考虑是只有建设生产性项目，才能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才能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访非期间提出的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就强调，要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能力。到了八十年代，我们提出不仅要开展对非援助，而且要开展对非互利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对非洲的市场、资源需求越来越大，对非洲投资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从非洲拿走资源的同时，我们也给予非洲国家回馈，根据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这就是各取所需，体现了互利共赢的精神。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八项原则中的很多原则现在依然管用，依然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帮助非洲国家尽快走上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道路外，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都是当时定下来的。这些原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原则，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
过去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还不是很清晰，觉得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像我们一样。但今天，即便中国发展得很好，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得到举世关注，我们也不认为我们的道路和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从未向其他国家推销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也不认为任何一种别的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认为，每个国家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顺应时代潮流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同非洲国家进行治国理政的交流非常多，我们把我们认为好的做法告诉非洲国家，至于他们采不采纳，愿意怎么做，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要求非洲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做这做那，这体现了我们对非洲援助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