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