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市正义路上的市政府大院里，有一栋古色古香的二层小楼。60年前的春天，1951年3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新中国专司军事外交工作的部门——中央军委外联处就在这里诞生了。
岁月流转，光阴荏苒，60年转瞬而逝。当年的军委外联处早已搬迁，名称也已多次更改。而伴随着时代的步伐，新中国军事外交已经披荆斩棘，大步向前。
今天，当“中外联演联训”、“国际救援”、“亚丁湾护航”、“联合国维和”等名词频频见诸报端，各种涉外军事行动不断出现时，我们又该如何回顾新中国军事外交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如何认识它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作出的贡献？如何梳理过去、把握未来，努力把军事外交事业推上新的历史起点？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在位于北京北三环旁的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大楼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60余载漫长风雨路
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对于您和您的同事们来说，也还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国防部外办前身——中央军委外联处成立60周年。您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新中国军事外交走过的辉煌历程？
钱利华：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军事外交在峥嵘岁月中昂首起步，在国际斗争中探索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事外交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创新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记者：如何理解“在峥嵘岁月中昂首起步、在国际斗争中探索前行”？
钱利华：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两大阵营对立，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军事外交正是通过友好合作与坚决斗争，有力配合了抗美援朝、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作战行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启我军现代化建设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20世纪60年代，军事外交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反对霸权主义，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友谊与支持作出了突出贡献。
70年代，中美关系逐渐融冰，我与西欧、拉美国家的军事交往稳步推进，军事外交为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记者：改革开放后的军事外交，您刚才用了“创新发展”来形容，这里的“创新”怎样理解？
钱利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事外交工作确立了服从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服从服务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与西方国家军队的交往逐渐增多，开始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谈判，海军舰艇也实现首次出访，我军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军事外交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务实性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我与周边国家军队的互信合作进一步增强，与多个国家签订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建立一系列防务磋商机制，首次派出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加强同各国军队的专业交流，学习借鉴了外军在建军理念、体制编制、人才培养、后勤保障、装备技术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军事外交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着眼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全方位发展对外军事关系，加强与主要大国的战略磋商与对话，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交往，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组织开展中外联演联训、国际救援、海上护航、联合国维和等涉外军事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60余载成就铸辉煌
记者：谈起军事外交，许多人看到的是隆重热烈的迎宾仪式、握手言欢时的满面春风。现实中的军事外交是这样吗？它为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世界和平作出了哪些贡献？
钱利华：你说的这些场景，仅仅是电视报道中常见的画面。事实上，军事外交实践始终伴随着缜密的战略筹划，既有友好交流，也有针锋相对的斗争；既有礼仪性的迎来送往，更有专业交流、人才培训、联演联训、国际救援等大量务实合作。经过60余年的不懈努力，我军对外交往的对象、领域和深度不断拓展，目前已与150多个国家开展了军事交往，与22个国家建立了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在112个国家设立了武官处，有102个国家在中国设立了武官处，年均组织上百个军事代表团互访，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军事交往格局。可以说，中国人民的朋友遍天下，中国军队的朋友遍天下。
60余年来，新中国军事外交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积极配合政治、军事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二是学习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是积极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互信，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四是积极履行国际安全责任和义务，促进和谐世界建设；五是积极宣传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塑造国家和军队良好形象。
记者：这五个方面的贡献，有的比较容易理解，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增进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互信”和“履行国际安全责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明？
钱利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通过不懈努力，军事外交配合国家外交，妥善解决了与绝大多数陆上邻国边界争议，同一些国家签署了促进边境地区军事互信的协议和协定，同韩国建立相邻军区海空军直通电话，同越南开展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并与巴基斯坦、印度、泰国、新加坡等国建立了防务磋商和对话机制。我军积极参与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亚太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特别是通过开展上海合作组织防务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成功开创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区域安全合作模式，极大地震慑了境内外“三股势力”，提高了本地区共同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
中国政府积极履行国际安全责任和义务，坚定支持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加入了22项国际军控条约。中国军队先后派出维和官兵1.7万余人次，参加了联合国20项维和行动。中国目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共有1958名官兵在联合国10个维和任务区遂行任务。自2002年以来，我军先后与20多个国家的军队举行了40多次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我军还圆满完成海地地震、巴基斯坦洪灾等多项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先后派出8批舰艇编队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作为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60余载传承蕴未来
记者：60余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回顾军事外交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过去60余年的工作实践，为继续推进军事外交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
钱利华：这60余年的丰富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把它总结为五个“必须”：一是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始终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二是必须服从服务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提高我军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的能力；三是必须注重外交策略和艺术，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四是必须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五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不断推进军事外交工作的科学发展。这些都是指导我们今后工作的宝贵财富。
记者：再过几天，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两会”就要召开了，“十二五”规划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勾画新的路线图，您对军事外交今后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钱利华：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军事外交工作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继承弘扬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坚持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全方位发展对外军事关系，为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板门店谈判见证正义与实力
■讲述人：柴成文少将，国防部外事局原局长，时任中国驻朝使馆政务参赞、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
1950年7月10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馆。
1951年5月，美国政府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希望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按照中、朝两党协议，停战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但两人对外不露面。为保密考虑，代表团代号“工作队”，李代号为“李队长”，乔代号为“乔指导员”。谈判在开城板门店举行，其间，由于劳累过度，李克农曾因心脏病突发倒地。中央考虑由伍修权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但李克农以“临阵不换将”为由，带病坚守岗位。
当时，双方战线胶着在三八线上，我方主张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各自后退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实现停火。但美方却强调三八线只是一个纬度线，没有可利用的地形；美军海空力量占优势，应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得到补偿。
参加谈判的美方代表之一霍治时任美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10月25日，他居然在谈判桌上宣称，“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根据地形，美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中朝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我方代表解方同志当即指出，“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霍治被问得无言以对。
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自恃强大的美军先后在战场上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并趁着朝鲜洪水泛滥搞绞杀战，但是都被英勇的中朝军队一一粉碎。1953年7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正如毛主席总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不讲理，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逼得不得已了。”现在回想起来，在军事外交的谈判桌上，能逼对手讲一点“理”的，除了正义，还必须有实力。
援助非洲靠真诚赢得朋友
■讲述人：詹懋海少将，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时任援外军事专家组翻译
进入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一些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迫切希望建设自己的军队。应这些国家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军事专家组，支援非洲兄弟建设国防。1965年，我来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当时，非洲新生国家百废待举。我们有些专家每人每天的生活用水只有一脸盆，洗手、洗脸、洗头全靠它。除了艰苦、寂寞，还有危险相随。
炮兵专家李顺卿同志在一次上课时突然倒在了讲台上，最后查明是感染了脑型疟疾，至今仍长眠在坦桑尼亚。
中国对非军援是真诚无私的，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始终从心底尊重非洲兄弟，我们的军援不求回报。1969年，当我们培训的桑给巴尔军校学员即将毕业时，坦方表示，希望中国专家提出这些学员的任职建议。我们认为此事非同一般，立即请示国内。毛主席亲自批示，我方专家可以组织毕业考试，但是坦方军官任用属于内政，我们不能介入。
中方的无私援助赢得了坦方的高度信任。坦方后来将各军种的培训任务交给中国军事专家承担。在坦赞铁路建设进入高峰时，我对坦军事援助也全面展开。我军专家不仅在坦南部地区培训陆军人员，还在其他地方开展海、空军培训。这不仅为坦桑尼亚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非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辐射效应。此后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邀请我军事专家为其培训人员，并派遣了大量军事留学生来华学习。
我的一些战友在非洲一干就是10年、15年，甚至20年，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军援事业，有的战友永远长眠在那片土地上。但是回首往事，我们无怨无悔。可以自豪地讲，当年的军事援助连同经济援助，为历久弥新的中非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收回香港确保零时前进驻
■讲述人：周伯荣少将，海军原副参谋长，时任驻港部队副司令员
1997年4月21日，我率领驻香港部队首批40名先遣人员进驻香港，主要任务之一是与驻港英军协调和处理两军防务交接的问题。
5月下旬，驻港英军司令邓守仁十分严肃地提到关于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提前进驻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不能进行讨论，英军对此只有一个字“No！”。
当时的情况是，为防止7月1日零时出现防务真空，军委要求驻香港部队派一支先头部队提前进驻我已接收的各个军营。这个问题本来是两国政府外交部门磋商的事，邓守仁突然向我发难，我当然不能回避，必须据理力争。当时，我感到英方不同意我军提前进驻，无非是想保住最后的“体面与光荣”。而对我方来说，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军委赋予我们在7月1日零时准时升旗、准时上岗、准时履行防务使命的任务能否落实的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香港主权回归能否平稳和圆满的大事。
我坚定地回应了英方以下三点：
第一，我军履行防务必须有人有枪，英方不允许先遣人员带枪进驻，所以先遣人员不具备履行防务的条件，必须再有一支精干的先头部队携枪提前进驻；
第二，既然英军在7月1日3时后才能全部撤离香港，解放军就有权在7月1日零时前3小时进驻；
第三，按对等原则，如果不允许解放军提前进驻，那么英军官兵就必须于6月30日24时前全部撤离香港。
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事实上，当时两国政府的代表围绕同样的问题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直到最后一刻，英方终于作出让步。我军先头部队携带枪支弹药，于6月30日21时顺利通过深圳河上的落马洲大桥，按时进驻各个军营，实现了准时升旗、准时上岗、准时履行防务。
7月1日零时，当五星红旗在香港高高飘扬之时，当威武之师的岗哨在军营大门就位之时，中华儿女无不为之动容。这一庄严时刻永久地载入了史册。
中俄联演先奠定法律基础
■讲述人：朱建业少将，中央军委法制局原副局长，时任中俄联演中方法律专家组组长
2004年7月6日，根据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与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备忘录，双方商定于2005年举行中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领土上第一次有外国军队参加的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俄军成建制进入我国，以及今后我军成建制进入俄罗斯所涉及的法律地位问题？
2005年4月24日，中俄两国在北京举行关于“部队地位协定”的第一轮磋商。由于许多问题是第一次遇到，双方都十分慎重，反复进行讨论。北京首轮谈判之后，5月又到莫斯科进行了第二轮磋商，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三轮磋商。
最后一轮磋商是在“挑灯夜战”中度过的。8月6日凌晨4点20分，双方达成完全一致。我们立即驱车一百多公里，将协定文本呈送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签署。7日俄方代表回国，8日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协定上签字。13日，俄演习部队顺利进入我国境内，演习全面展开。
或许有人会问：协定还没有经过双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批准，还没有生效，对方部队怎么就入境了呢？原来，协定里特别写有一条，“协定一经签署，就临时适用，待各自完成国内审批程序后生效。”临时适用，这是国际法的一个惯例，既解决了时间紧迫的问题，也体现了两国之间的高度互信。
协定为演习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联合军演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和通行的国际法准则；参演官兵不需要办理护照和签证，可凭借军官证、士兵证等出入彼此国界；参演装备和物资一律免税并给予通关便捷；承认参演官兵的国内驾驶证件有效等。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协定填补了我国涉外军事立法的空白，是新世纪军事外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
新中国军事外交重大事件概览
●1949年11月，向苏联、东欧国家派驻武官。
●1951年3月，中央军委对外联络处成立。
●1952年2月，接受首批外军学员来华学习。
●1953年7月，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1955年6月，陆军第196师成为我军首支对外开放部队。
●1959年4月，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和蒙古8国并过境苏联。
●1972年1月，向联合国军参团派出代表。
●1985年11月，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出国访问。
●1990年4月，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
●1992年4月，首次向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派出成建制维和部队。
●1995年11月，发表《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
●1997年2月，海军舰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洲四国。
●1998年7月，首次发表国防白皮书。
●2002年3月，军队首次承担国际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任务。
●2002年5月，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进行环球航行访问。
●2002年10月，首次与外国军队举行联合实兵演习。
●2003年8月，首次向多国观察员开放实兵演习。
●2003年9月，首次与外军举行海上联合演习。
●2004年11月，举办首届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
●2005年8月，签署首部涉外“部队地位协定”。
●2005年8月，中俄两军首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2008年5月，国防部新闻发布制度正式运行。
●2008年12月，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首批海军护航编队。
●2009年4月，举办庆祝海军成立60周年多国海上活动。
●2009年11月，举办庆祝空军成立60周年国际论坛。
●2010年1月，首次以军队名义向海外派出国际救援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