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于全，在完成博士学位答辩的第二天，便搭上了回国的班机，成为同批留学生中第一个回国的人。
与于全同期回国的一些学者，选择了高等学府，既成为了本行业的领军者，还保持着在全世界行走的高度自由。那时，中关村已经出现了收入高达５万元的年薪——像于全这样的海归精英，可以拿得更多。
让人想不到的是，于全选择了军队。他的这个选择，意味着他的月薪仅４００多元，并且要受到高度的组织纪律约束。
这个选择，也使于全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明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在法国受了４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于全用一句半玩笑的话，解释他的选择。在法国的４年里，中国大使馆定期寄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为于全了解祖国发展的唯一渠道。“中缝里的广告我都要认真读好几遍，对祖国强大的愿望是发自肺腑的。”于全说。
当于全踏上祖国的土地后，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将大使馆开出的“回国报到书”递到机场入境检查口的边防武警手中。武警战士看到“报到书”上的“回国留学生”几个字后，立正并尊敬地向于全敬了一个军礼，说：“同志，祖国欢迎您！”
一个军礼，把于全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法国的４年使我意识到，国家决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于全说，“我应该选择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职业。”
于是，当总参某研究所向他伸出双臂的时候，于全很快就在《献身国防志愿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０年，于全用有限的经费，以平均两年不到就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的速度，先后拿下了５项重大军事通信科研项目，其中有４项填补了国内空白。于全的一个小小的改进，使我军某型通用电台的通信距离由几十公里突飞猛进到几百公里。
“他使我军这一领域的技术，第一次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浩如此评价。
“如果只看他的外表，没人知道他是海归。”于全的同事们说。于全经常会穿着作训服，跑到野战部队，跟最基层的战士混在一起。
“这样我才知道部队需要什么样的通信装备。”于全解释说。
凡是蹲过点的部队，于全都能叫出每一名通信士官的名字——这成为他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在他的带动下，课题组的同事一年几乎有半年时间都蹲在基层搞试验。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入的接触，于全发现了某通信装备的故障原因，从而在结构上加以改进，创造了一个奇迹。
凭着归国后的骄人业绩，再加上“归国留学生”的身份，于全在大家的意料和期望之中，再次被媒体关注，并受到了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军人的景仰，被各地的学校和科研单位邀请去介绍经验。
“其实我的经验就是一条，那就是，国家的需求，而绝不是个人的需求，才是我们的动力和目标。”于全说。
然而，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两度成名的于全却突然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１年、２年、３年、４年……８年过去了，再没有于全获奖的消息传来，也没听说于全取得了什么重大突破。在精英辈出的今天，于全似乎已经被人忘记。偶尔会有人关心地问起，于全怎么了？
“我在思考问题。”于全回答。于全所思考的问题，也正是我军通信部队面临的最大难题——综合集成。
通信部队成立８０年来，短波、微波等多种通信手段都已经广泛应用。但是，这些技术指标各自均堪称先进的通信设备，互联互通困难。
而发达国家的军队，一般只需要一台集合了各种通信手段的通信枢纽车，就足以实现战场——指挥所——总部的多点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