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付发淑租住在火车站的一处平房。每天天一亮，她就带上两个馍馍和1瓶水，拄着拐杖出门到各个单位反映情况，单位下班了，她又去找事发时在场的证人，到了晚上，她就一头钻进书堆里研究法律条款。
由于有伤在身，加之劳累过度，付发淑曾先后3次入院治疗，积蓄也一点点花光了。她靠向朋友借款，甚至将老家的房屋卖掉，筹措生活费，给自己讨说法。
坚持：“疯老太”被误认为乞丐也坚持打官司
由于去得次数太多，一些单位的人只要见到她，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她进入，而付发淑则总是会想尽办法进去。
付发淑的亲朋好友纷纷打电话或托来疆老乡劝她，不要再为这件事劳神费力了，但付发淑不听，接着做自己的事。
有一次付发淑住院，她的大儿子胡兴旺和儿媳赶来医院，准备陪陪她，等情况好一点就一起回老家。但任凭他们怎么说，付发淑就是不愿离开乌鲁木齐。
“时间长了，老家说什么的人都有。有人说我抛下丈夫、孩子跑了，有人说我外面有人了……”付发淑说，受丈夫和大儿子的影响，其他3个孩子也开始误会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好妈妈，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有人说付发淑是“吃饱了撑的，打公安局的官司”，有人说她“精神有问题”，很少有人知道付发淑经历的艰难处境，每天在外奔波，她做梦都想离开这里，回到家乡享天伦之乐。
有一天，付发淑被人“请”了出来，她坐在路边发愣，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一名路人见到她，在她面前扔了1块钱，付发淑一时没反应过来。回过头，她才想明白，人家是把自己当成乞丐了。“也难怪，以前别人都说我身体好、显年轻，现在一看就是个疯老太，不讲究打扮，整天抱着一堆资料。”付发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
曙光：13年努力终于打赢官司
时间一晃到了2002年，赔偿依然没有进展。当年9月，经人指点，付发淑来到乌鲁木齐沙区政法委员会找到一名领导。领导耐心听完她的讲述后，让付发淑去找案件发生所属地沙区法院立案，不要再继续行政诉讼，而是转诉民警个人。
付发淑说：“没有这位领导，我后来的官司就打不赢，是他告诉我行政诉讼太难打，让我换个思路。”
2003年4月，付发淑以故意伤害罪将推倒她的民警起诉到沙区法院，但被法院驳回起诉，理由是：“此案未经过公安、检查机关做出决定，付发淑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付发淑一边向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边开始收集证据。不久，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沙区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判。
上诉没有被驳回，让付发淑看到了一丝希望。随后，她得到了乌鲁木齐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接受指派的新疆百丰律师事务所还专门成立了小组对案件进行分析。
从2003年4月至2006年9月，付发淑又先后5次出庭，法院认可了她的伤情是民警造成的，但认为因为是在民警执行公务中发生的事情，应该提出行政诉讼。于是案件又被驳回，付发淑再上诉……连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贵都被付发淑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
2006年12月4日，乌鲁木齐沙区法院重审的结果是：判定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共计8万多元。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付发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民警所在单位提出上诉，而付发淑也认为自己多年打官司的花费远不止8万元。今年9月，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将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的金额提至14万余元。
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赔偿，但对于这个等待了13年的结果，付发淑表示满意。
付发淑帮助12位农民工讨回工资
在漫长的打官司之路上，付发淑自学了大量法律知识。她说，自己懂的法律知识越多，对打赢官司就越有信心。
在付发淑忙于打官司的间隙，她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1999年，付发淑在一次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自己案件时，遇到了几位等在门外的农民工，一打听才知道，老板欠薪不给，几位农民工要不到钱，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他们既不懂法，又没钱请律师。
听完农民工们的遭遇后，付发淑将自己接触到的《劳动法》有关条文讲给他们听，农民工们见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请她帮忙。付发淑决定作为农民工的委托代理人为大家讨薪。为了打赢官司，付发淑回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法律，后来为农民工打赢了官司，要回了工钱。
“我和他们一样，起初都不懂法，但我现在懂法，也希望更多人能用法律维权。”因为这个想法，从1999年至今，付发淑已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几十位农民工成功讨回工资，2008年这一年，付发淑帮助了12位农民工。
生活中，付发淑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是法制类新闻。有时看到农民工为讨薪采取爬塔吊、堵路、堵门等极端方式，付发淑就感到很难受，也很失望。
“我非常理解弱势群体维权的艰难，但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总不是正道，越是艰难，越应该坚持。”她说。
付发淑对社会中存在的出问题就呼吁媒体报道解决，而不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现象颇有微词。这一次，记者也是通过朋友，辗转听说了付发淑的事，才找到她进行了采访。
她说，自己打官司期间，也有人提议让她求助媒体，还有人让她去上访找领导，她也动过心，生活中也见到过媒体或者领导批条事情就解决的事情，但她从没想过自己要这么做，因为她觉得，这些都不能替代法律，甚至是不应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