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最成功的是日本和韩国，大部分经济体都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5左右，贫富差距较大，而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在利用外资方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接近0.5，若按笔者计算的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是高于0.5。不过，2009年以来，从居民收入结构看，贫富差距确实没有继续扩大，但要成为一个橄榄型收入结构的社会，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大力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因为中国已经步入负债式增长阶段，债务水平在过去五年内大幅增长，资产泡沫化问题严重。实际上，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早就成为社会上下的共识，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的报告中就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但由于过去改革偏重于“稳中求进”，故实际上推进力度很小，社会收入结构反而出现了恶化。2009年以来收入差距之所以有所收敛，主要因素是劳动人口的比重上升放缓，到2012年出现了劳动人口净减少，这是导致劳动力尤其是技术性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故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较快。
如果以推进改革的方式去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则其作用应该比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更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立意高于历次三中全会，关键就看推进的力度了。比如，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财政领域的改革对于收入的再分配合理化是有效的;打破垄断和减少行政审批、管制等国企和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收入的初次分配合理化、透明化是有利的;而金融领域的去杠杆、挤泡沫，对于规范市场、打击投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的。
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实质上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遏制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加。只有这样，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会越来越高，中产不仅是消费者，同时也是价值创造者以及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主力，更是社会结构稳定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