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作者系知名财经评论人、本报特约撰稿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针对的并不只是国有企业改革，广义上也应包括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改革。重要的并不是在未来的国企改革中能够允许其他所有制资本持有多少比例的股权，也不在于如何体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而是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国有资产客观上存在与生俱来的产权不明晰弊端，格外需要混合所有制来加以改变或改善。产权制度改革依然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和前提，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实质就在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不仅吸收了其他所有制的资本，而且还给职工持股正了名分，这就为促进国有资产产权明晰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股权过于集中的产权制度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相反，当股权实现最大的分散的时候，它因为必须受到公众性股权制度的约束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制了。
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搞好企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指望“一混就灵”显然也是不符合逻辑和不切合实际的。由于目前在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上还存在定义不明，概念不清等诸多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国有资产本身就存在产权并不明晰而权力的暗箱操作被视为一种近乎本能之潜规则的国企，“一混就浑”对于一些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官本位形同于权本位的央企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像变戏法那么容易。
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说，用“混比例”的方式来对付混合所有制之类的形式主义越是容易蒙混过关，越是有可能为权贵贪腐提供或创造浑水摸鱼的渠道和机会。在这个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将需要面对一些具体而难缠的难题，同时，也更有可能会遭遇一些未必莫名的不测风险。
目前备受市场关注的中石化、中石油“两桶油”所正在推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用其自己的话来说，已经拿出了最赚钱的资产，但在明眼人的眼里，只不过是对之前对外扩张模式的一种有限的改变，并未触动其垄断性既得利益之所在的存量资产。这种从下属二三级企业开始的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加上对其他所有制资本持股不超过30%的限制，不无用其他所有制资本的加盟为国有控股的一股独大作点缀之嫌。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不过是仅此而已，则既无助于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缓解国有资产所有权虚置的问题，对推进要素资源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国企基于行政垄断聚敛市场资源和利益的市场独占地位，同样也有可能将无济于事。
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应该更多地让资本讲话。让改革在阳光下进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最重要的基本保障。资本市场是更适合国企和民企联起手来共同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想场所。在未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摒弃对其他所有制资本的不应有的歧视和不必要的限制。让国有经济鲜活起来和让其他所有制经济强壮起来并不矛盾，都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来说，未必非得一定要坚持国有资本控股不可。适度放开对其他所有制资本并购和持有竞争性国有企业股份比例的限制，即使仅就国企改革本身而言，也是非常必要和切实可行的，没有必要动不动就“叶公好龙”，嘴上说欢迎其他所有制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就大惊小怪地惊叫起来。长远来看，不妨更多地考虑让国有资本以优先股的形式存在，也许比徒劳无益地去一个一个企业地硬性设计国有资产的持股比例更有意义。一方面，可以满足国有资产对孳息绩效的追求，另一方面，借助于资本市场的一臂之力，也将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更好地促进国有资本和其他所有制资本的相得益彰。就此而言，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不是过去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国进民退”，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国退民进”，而是众望所归的“国民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