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2岁那年，得到了一本大开本连环画《爱的教育》，是一次竞赛的奖品，小说原作者，19世纪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用一些美德故事激励撒丁王国的青少年，为半岛的统一而忠勇效力。我读了好几遍，主人公是个叫安柯的小学生，他所在的班级有个慈爱的老师，有成绩和人品俱佳的班长，有穷孩子和残疾孩子， 当然也有恶少。安柯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印象最好的一个人物，是卡隆，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他身材比同龄孩子都大，但为人正直仗义，敢于担责，保护弱小，震慑恶少，总之，一个道德完美的孩子。
在故事快要结束的地方，市政厅举办了一次表彰大会，由市长主持，给一位在波河救起溺水儿童的小英雄授勋。救人者和被救者都上台了，拥抱接吻，众人欢呼喝彩。授勋环节结束后，市长宣布，今天还要给另一位学生以嘉奖，他就是某某学校的卡隆。
接着，卡隆上台，台下的欢声雷动，“卡隆——卡隆——”原来这位少年的品格早已名传八方。
我始终记得这个画面，因此后来，在拿到文字版的《爱的教育》时，我就去翻找书中的这一段落，想看看亚米契斯原文是怎样写的。我找到了授勋的一章，题目叫“公民小勇士”，读到市长如何如何，当事人如何如何，仪仗队如何如何，现场如何如何……直到结束，没有卡隆什么事。往前翻，往后翻，最后我确定，亚米契斯从没让卡隆得过任何奖。
改编者认为，让卡隆获奖，故事才更完满，传达的信息才最直接：最好的人，最令人感动的道德楷模，得到一个理想的表彰。一个具有嘉德懿行的人，别人有必要、甚至有义务将他的德行公之于众，即使他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里的人物。
英文里把卡隆这样的人称为unsung hero，一直在发出道德之光、但并未因什么突出的壮举而被给予特别注意的人。他们的实践，载有发源于17—18世纪的、人们赋予“道德”二字的涵义：道德是对利己主义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消除。过去，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教导说，大家的善(利益)都是共同的，我作为一个人的善(利益)，与其他人——他们都是和我密切相关的人——的善(利益)是同一的，我追求我的善(利益)绝不会与你追求你的善(利益)必然冲突，因为这善(利益)并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共有的。 然而，时移世易，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利己是危险的，一个社会要健康有序，利他是必要的。
（2008年《感动中国》特别奖授予全体中国人。图片源自网络）
于是，想到已经举办了十三年的“感动中国”，一百多位有名有姓的英雄，还有十几个英雄团队(2008年的英雄团队是“中国人”，因为那年中国人承负的苦难挫折失望太多)，他们行为的性质，除掉张艺谋奥运团队这种政治任务的承包商外，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为“默默利他”，是对利己主义的摈弃或忽略。
但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这些unsung hero，从事迹在网络上流传开始，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就是一个被表彰的人;网民和大众呼吁“感动中国”要关注他们，一旦他们真的被选中了，他们在央视耀眼的灯光下、在煽情评语的回声之中登上领奖台，我们便忽略了他们作为公民，作为一些与其他人有关联的人的身份。他或她，缩小为一个“有先进事迹的个体”，或用大众惯用的话说，一个“有爱心”的个体。
“感动中国”的基本理念仍然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正如美德行为也一贯被称为“献爱心”一样，从普通的无偿献血，到堪称英雄主义的下水救人，我们总是任“爱心”这种陈词俗称泛滥，地铁公交里的座位都打上“爱心专座”的肉麻标识，败坏公共语言的质地。其实，当央视(且不提它官媒的性质)介入，用盛大的晚会和隆重的礼遇来褒奖美德时，美德就从公民在社区共同体中表现出的善，转化为一个被当众褒奖的对象，我等大众只能看到它被表彰的一面，孩子们得到指令去写读后感，表态要向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学习，献爱心，作贡献。
由此我想到，亚米契斯不给卡隆颁奖，是有道理的：不是每一个unsung hero都有可能得到表彰，换一个角度说，正因为没有几个unsung hero受到表彰，突显于众，他们才可能成为水面以下的冰山，一个为数巨大的群体。一个人，除非在突发的危险事件下，或是在某些常人难以想象和克服的绝境里爆发出非常的善的举动，否则，他/她的美德实践都是鲜为人知的，只能影响周围的一小群人，这就是简·雅各布斯、迈克尔·桑德尔这些社会观察家、学者们强调的“社区道德”、“共同体道德”的要义所在。桑德尔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共同体，应该让你一进入其中就在习取美德，获得一种善的归属感;你不需要被牵转头颅，集体仰望某个榜样，不需要了解爱心是什么，并被教育去“献爱心”。
在《爱的教育》里，表彰并不占据重要的位置。我重温了“公民小勇士”那个章节，救人的孩子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小勇士”，正如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说，勇敢、仁慈之类的美好品质，都不可能时刻呈现于一个人的行为，但公民精神是可以在他的每个社会行为里得到体现的。且看代表市民向小英雄致敬的是些什么人：市长，警卫队，市内威望最高的一些绅士，总之，都是一些公职人员或对公共利益负有重大职责的人——而不是一个媒体。给有助于公益的言论行为和意见表达行为颁奖，才是媒体的分内事。
市长授勋，总统授勋，行业协会、基金会、独立社会组织授奖，在国外是平常的事。就表彰而言，不同的机构司职不同的范围，即使民选的总统，若要径言自己代表国境线内的所有人民，也需费一番踌躇。“中国”二字，是“感动”不能承受之大和重。
那些闪光的人，他们的光芒不可能力度平均地辐射到每个地方、每个了解他们的事迹的人的身上。我们获得的道德给养，应该来自身边的人、机构、社区、共同体。托克维尔当年称赞美国有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说它培养了一种“心灵的习惯”，这是制度与文化之善，与爱心毫无关系。桑德尔在《公共哲学》中写道， 顾念他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是好公民应有的品质，在社会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担负对于旁人的责任，如何处理利益冲突，如何在尊重他人意见的同时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假如我们无法在置身的环境之中学到这些，那么一个美德楷模同样是无用的。我们并不厌恶被感动，但我们绝不需要被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