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历史，金融政策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恰当的金融政策会带来危机隐患，危机爆发后金融政策又是重要的救助和复苏工具。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后，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意在具“先知先觉”特点的温州地区探索我国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解决办法，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政策工具。温州风波虽有区域性经济与文化特点，但其起因及风波后出现的问题，不少与国际金融危机都有相同之处。因此，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措施会有利于解决温州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
一、日本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
(一)经济环境多有相似
20多年前的日本与我国有着相似的经济增长方式，较高的储蓄率、低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迅速增长的政府债务。资本大量流向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如建筑业、机械设备、汽车生产、电子、化工等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以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引发了国内金融危机，日本经济随之被拖入“失去的十年”。
分析日本当时的经济环境特点，对比温州风波爆发始末，确有多处相似。一是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形成过剩流动性;二是形成土地价格只升不降的共识，银行涉房贷款大规模增加。三是银行创新不当。日本大企业融资出现“金融脱媒”现象，银行资金过多投向以不动产为担保提供个人住房贷款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危机后因大量不动产融资无法收回，导致为其提供融资的银行资产状况急剧恶化，形成巨额不良债权。四是随着股票、房价、地价暴涨，银行贷款抵押物估值过高，增大了银行贷款风险。五是外因触发。美国股市暴跌，日本当局对其影响估计不足，未及时提高利率，大量资金因套利日美利差外逃，导致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位暴跌，大量不动产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无法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危机爆发。
二、欧美银行业危机情况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低速增长时期，生产型投资需求不足，剩余资本大量涌入证券市场，导致金融投资猖獗，债务空前膨胀，形成难以持久的虚假繁荣。1988年至1992年间，美国储蓄贷款机构大面积破产，房地产价格猛降是诱因，还伴有利率政策不当、银行本身过度创新和进入新领域、高风险行业(主要是房地产)等。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欧四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的银行危机，共同原因是贷款过度增长引发资产泡沫，银行大量发放房地产贷款，而资产泡沫的破灭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急剧上升，引发金融危机。1994年，法国里昂银行经营危机与其对房地产行业投放贷款过度及当时的欧洲经济衰退不无关系。同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也是金融政策不当导致国内实体经济生产投资滑坡、金融领域投机性投资大幅上升、银行内部管理缺陷等问题不断积累，在境外资金的冲击下股市暴跌、本币贬值引发的银行债务危机。
美国长期低利率和房地产购买者的税收抵扣政策推动美国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的高收益和金融市场创造的财富效应又支撑了居民过度消费需求，零售金融服务的发展为美国居民高负债提供可能性，银行大量增加“涉房贷款”并放宽贷款条件，金融创新过度导致金融系统关联度过高。在国际油价等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背景下，美国物价涨幅明显，美联储连续加息。连续升息提高了购房借贷成本，强烈抑制了市场需求，引发房价连续上涨17年后的下跌以及按揭违约风险的增加，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温州金改的启示
目前，我国银行业也面临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房地产抵押贷款大行其道、银行贷款向表外转移以及小企业融资难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过程中的银行业务特点和管理缺陷。温州特点是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共性问题的缩影，解决温州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特别是“日本经验”。
一是充分认识产业、企业重组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金融危机处置过程中，最初日本政府只关注金融机构，忽视了贷款企业对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03年成立了产业再生机构，采取包括强化企业收益和企业再生对策的综合性措施，不良债权问题得以标本兼治。日本为处理不良债权、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及稳定金融体系所采取的金融政策，根本上是为了应对企业债务积压和银行信用紧缩问题。从日本实践看，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从经济失衡到经济再均衡需要时间和条件，在产能过剩问题未调整到位时，金融政策及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将经济拉入持续增长的轨道中。
二是公共注资的经验。日本实践证明，在金融危机时期对问题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更能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日本最初在处理不良债权问题时，成立了民间组织——共同债权购买机构，由于其自身经营目标限制，加上不良债权金额巨大，民间机构处理效果有限。公共注资应注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经营体制。1998年对日本大银行实施第一次注资时并未对资产进行严格审查和评估，甚至为数月后即破产的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也注入资金，导致公共资金无法收回。2003年第二次注资时，事先严格审查银行资产和财务状况，要求其附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款，并要求银行制定经营健全化计划，对经营者实施责任追究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功能。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全球金融监管机构达成共识，面对金融机构过度逐利的经营方式，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模式有局限性，而关注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得到重视和强化。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日本实体经济受损严重，但金融体系保持稳定，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金融危机时形成的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监管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尚未建立不良债权信息披露和处理制度，拖延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处理进程，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信用紧缩与经济萧条之间的恶性互动。随着“银行不倒”神话的破灭，日本当局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如不良债权自查和冲销制度、银行整改的早期纠正措施、资本充足率早期预警制度等，同时完善金融安全网建设，建立健全了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以及问题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三大防线，在日本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出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
四、对温州金改的几点建议
温州风波是区域性民间借贷市场崩溃引发的，风波后当地房地产价格背离全国其他主要城市走势持续下跌，但因来温州投资的外地人很少，参与高利贷和房产投资的资金主要是当地居民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及其在当地的贷款，风险集中在温州地区。温州金改重点锁定解决“两多两难”(民间钱多投资难、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多融资难)问题，考虑到温州地区证券(金融)市场不发达、来自外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少，借鉴日本金融危机处置经验，温州应着力解决银行业不良债权问题来提高当地银行放贷能力，同时引导温州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提振实体经济，加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形象，稳定银行放贷信心，引导民间对内投资决心，促进金融与实业间的良性互动。从各国经验看，银行不良债权的彻底解决无一不是在国内经济全面复苏、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后完成的。
(一)从不良债权结构入手解决银行不良问题
温州经济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特征，存贷款中单位与个人平分秋色。温州地区经济的金融渗透度过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为1.9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8%。日本在经济衰退严重的1998年这一比例约为1，同期美国仅为0.37，日本金融对经济影响大这一特征也是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同样,温州金改效果与地区经济复苏情况相互依赖度大。温州不良债权问题的解决较为复杂，需要实体经济、房地产市场以及居民消费等的全面提振。从各国不良债权处置实践看，经济复苏、房地产价格回升是问题银行从不良债权中彻底解套并能够归还政府救助资金的重要前提。
(二)利用环境优势促进温州实体经济长远发展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总是相互交织，温州风波表现在金融领域出问题，究其实质是企业没有了创造资金的能力，是企业和居民偿债能力及再融资能力垮掉了。温州重振的实体经济应注重解决三个问题，即主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企业发展多元化和转型问题，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温州出口产业受欧美经济影响短期内会增长乏力，但我国整体经济环境仍然较好，温州金改又是党中央国务院给的政策，是金融改革“第一区”，要利用好这些资源。
(三)做强地方银行，吸收民间资金并服务地方企业
风波以来，温州政府及当地银监局、人民银行做了大量工作，稳定市场信心、创新融资渠道、协调银企关系、引导投资消费需求等，温州地方法人银行在此次风波中受到的冲击最小、对地方经济的稳定支持作用最大、风波后恢复得也最快，目前存款市场份额比2011年同期提高了7个百分点，不良率也明显低于地区平均水平。温州是走在市场经济前沿的地区，地方法人银行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金融服务能力的要求更为迫切，主动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也是温州地方法人银行应觉醒的意识。国际金融危机中问题银行的各种不审慎行为，温州法人银行经营管理中也不同程度存在，如高成数大规模涉房贷款、较低的资本金且补充机制弱化、不稳定的融资结构、“三查”不到位放贷、不尽合理的交易等。另外，随着地方法人银行跨区域发展步伐加快，法人管理上要开始细分市场，设计更为科学、精细的法人银行发展规划。还有，我国日益推进的资本市场多元化发展、金融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都会影响现有金融格局和业务发展特点，国际金融危机中倒下的银行有大有小，国内中小银行一味做快做大不解决根本问题，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