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儒者，我最佩服杜维明先生。先生不惟学问精深，更有行道之热情。数十年来，奔走全球各地，令世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有日益深入的理解。
因为见多识广，故先生对儒家复兴之长远走势，总有极为精准的判断。比如，先生于古稀之年，毅然回大陆发展，落脚于北京大学，只此一事，即可见先生之战略眼光。
首先，今世儒家事业之中心，已在大陆。20世纪中期，大陆自断文脉，台湾为中国保存一线文化生机。80年代，由杜维明先生等推动，这股文化清泉流入干枯的大陆土地，大陆由此才有传统之强劲复兴，并因其超大规模，在全球文化场域中立刻占有重要地位。杜先生立足大陆，抓住了未来世界文化演变之大本。
其次，先生进入北京大学，也有深意在。现代历史上，北大是反儒家、反中国传统的急先锋，其文史学科，与传统经、史、子、集几乎没有联系。这样的北大，没有传承、发展中国文化。杜先生进入北大，就是要让北大实现文化转型，先生也再三呼吁北大自觉承担文化使命，比如开设“经学科”——当年的蔡元培就是以废除经学科开始其教育革命的。
这且不论，杜先生因为视野宽广，感觉敏锐，故每每切入时代最重要的议题。比如，10月下旬，先生发起、主持“儒·商对话”。其文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学术界研究儒学可能很专业，但影响不够;政治界发展儒学，有很大的影响力，却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只有当代的企业家，既有资源，又有国际视野，如果再有为儒学发展创造条件的理想，形成变化时代中的儒商认同，成就将不可限量。”
这是从儒学发展角度立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则换了一个角度，从优良的现代社会秩序构建的角度讨论同一问题：现代中国大转型之完成，有赖于“商君子”之涌现。
社会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组织以复杂的方式纵横交错连结而成的。每个组织都有领导者，古人称之为“君子”。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君子，发起、领导、管理各种类型的组织。
孔子之前的中国古典社会，人们生活在稳定的小型共同体中，其领导者是君子。到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封建的小型共同体解体，君子群体溃散。孔子欲重建秩序，故不能不面对一个根本问题：谁做社会领导者?
孔子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领导者养成机制：兴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一个字是“学”，最后一个词是“君子”。学者就是士，一切人都可以成为士。士通过学习六经，具有德行，掌握社会治理技艺。
孔子塑造了“士君子”。数百年后，汉武帝建立察举制度，以学养成的士君子得以进入政府，成为“士大夫”。“士”是形容他们的读书人出身，“大夫”表明其官员身份。士大夫是因为知识而获得权力的。
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领导者就是士君子。士的职业是学，读圣贤书，重点是五经。宋代以来则以四书为本，兼通五经。通常，他们会因学之成绩较好，而成为士大夫，组织人群，领导社会。当然，还有大量士人不能进入政府，而留在社会中，成为“绅士”。宋代以后，基层社会存在一个庞大的绅士群体。
这可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大多数文明中，比如人们最为熟悉的欧洲，有宗教政府和世俗政府之两分：知识、文化完全归教会;世俗政府仅凭借武力进行统治。因此，在大多数时间，欧洲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没文化的大老粗，很多贵族甚至国王都不识字。知识总是跟神学混在一起，青少年要学习知识，只能进入教会。欧洲的大学最初都由教会兴办。因此，在欧洲，读书人和社会治理者的角色是分开的，没有士君子，没有士大夫。
先不管这两种模式哪个好哪个坏，反正中国的社会领导者不同于西方。
到20世纪，中国再一次进入大转型期，核心问题仍然是社会的组织：谁来组织民众，谁来领导社会，成了纠缠中国百年的大问题。
19世纪中期，当西方商人、教士、炮舰来到中国大门口时，以中国的总体经济、军事实力，完全可以打败西方。但中国面临一个巨大难题：资源动员效率低下。中外历次战争，中国派出的军队人数都很少，自然容易被武器好得多的西方军队打败。敏锐的中国士大夫很快看出中国的症结：一盘散沙。而西方之所以具有力量，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高，因而能够有效动员有限的资源。
一盘散沙是整个20世纪中国一切有识之士尽最大努力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问题在20世纪初非常严重：1905年，朝廷废科举，读书人成为社会管理者的传统渠道断裂。没有士君子、士大夫了，社会仅有的组织力量涣散，基层陷入严重的秩序危机中。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梁漱溟先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但并未成功。最终成功的替代方案是现代政党。具有严密组织、深入基层社会的政党，把涣散的中国人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它依靠意识形态进行动员，由干部组织民众。不过，到70年代，这套社会组织体系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于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又一次回到现代的起点：社会领导者缺位。传统的士君子早就烟消云散，“公知”有点像，但水准太低，尤其是反传统，让他们漂浮在空中。曾经深入群众的干部不少已经丧失理想，变成公务员，甚至老板。他们是大夫，但没有士的价值理念，也就没有士君子的知识和道德权威。今日人们看到、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的全部重大问题，皆源于君子之匮乏。
不过，希望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有一个潜在的君子群体正在成长，这就是企业家群体，他们有望成为商君子。
企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家最容易习得治理的技艺。而治理的技艺是相通的：能管好一个企业，就可管好一家俱乐部，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企业家天然地就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领导者。
然而，合格的社会领导者是民众自愿服从其权威的领导者。而被人自愿服从的前提是具有道德感召力，为民众信赖。为此，在组织的领导者之位的人士需要道德自觉，责任自觉。在中国，还需要文化自觉。大多数企业家受到流俗成见之影响，对中国文化不以为然。而文化不自觉之人，是不可能有效地领导受那种文化塑造的普通民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