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教授的第三点看法，核心思想源自贸易顺差等于储蓄投资缺口这个恒等式，而且他认为前者取决于后者。笔者也认同，要降低贸易失衡，最终必然要降低储蓄投资缺口。但恒等式的妙处在于，等式的左右两边并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既可能是储蓄投资缺口影响贸易顺差，也可能是贸易顺差影响储蓄投资缺口。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如果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下降，那么出口企业的收入会下降，从而造成出口部门的企业储蓄下降，而出口企业收入下降将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工人的工资增长，从而造成响应的居民储蓄下降。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不仅会直接影响贸易顺差，而且也会间接影响储蓄投资缺口，造成两者的同向变动。
麦金农教授的第五点看法，即如果美联储能够实施更负责任的货币政策，那么美元本位制就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这一看法无疑具有合理性，然而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策环境，这一看法只能是“看上去很美”。在美国当前的政策决定机制下，货币政策制订具有极强的内视性。当美国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同步时，问题并不大。而当美国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相反时，很难让美联储货币政策放弃美国利益来兼顾全球利益。毕竟，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是实现国内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而非全球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事实上，如果美联储真的根据全球经济形势来制订货币政策，那么美联储就不再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而变为全球中央银行了。美元也不再是美国的货币，而变为全球货币了。通过改变美联储的政策立场来间接实现全球央行与超主权货币的梦想，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是相当不现实与不可行的。
总之，从自己的假定与推理逻辑出发，麦金农教授认为，如果进行适当改进，美元本位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民币应该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这样能够继续将美元作为名义锚，同时通过资本账户管制来抑制套利交易，维持货币政策的一定独立性。然而，本轮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几轮量化宽松充分说明了美联储不是一个对全球经济负责任的央行，极大地损害了美联储的政策声誉。复杂的中国经济现实则意味着，麦金农教授得出上述结论的假定前提可能需要调整。而一旦调整了假定前提，上述结论是否适合中国，也就存在较大的疑问了。
然而无论如何，笔者还是大力向所有对国际金融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趣味性、可读性与深刻性，均是近年来同类书籍中的罕见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