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石油所以能够到今天还守着垄断不放，并利用垄断给予的各种优势与其他企业展开不公平竞争，则是因为石油被称作是战略物资，与“国计民生”这四个字紧密相关，并将“国计民生”当作了垄断的“保护伞”。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企业和居民都还不太适应市场竞争，还需要依靠国有企业保证市场供应、满足社会需要，垄断还有一定市场的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和居民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日益强烈，如果再守着垄断不放，并心安理得地享受垄断带来的快感，可能就很不适时宜了。
要知道，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磨砺以后，在消费端，消费者已经完全习惯了市场竞争、习惯了通过价值规律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在供应端，生产者和供应者仍然满足于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试图利用完全有违市场规则的垄断控制商品的生产与供应，控制商品价格和市场，就只会使市场秩序带来巨大破坏，并给腐败分子违法乱纪留下很大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这些腐败案件是由谁“导演”的，也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要发生在国有企业身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就一定会比其他企业大，就会给企业和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会直接伤害民众的感情，因为，国有企业也被称作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既然全民所有的企业发生了腐败案件，民众自然会比一般企业更加关心和关注。
于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会频发腐败大案呢?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高管动辄就会成为腐败案件的主角呢?几名腐败分子的落马，能够让中石油这样的国有企业从此“太平”吗?
显然，单个案件的处理，几个人的落马，不代表所有国有企业都能够从此不再发生类似案件，也不代表已经发生案件的企业以后也可以太平无事了。因为，只要不改革，只要不建立具有强烈约束和监督功能的体制和机制，就难以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类似案件就会继续发生。就象河南省交通局一样，已经有多名局长前“腐”后继案了。中石油也不只是发生了这一起腐败案件，一度传得沸沸扬扬和CCI(美国控制组件公司)“行贿黑名单”和“戴姆勒行贿门”就曾经让中石油很被动。所不同的是，此次案件涉及的范围更广、涉及的人员层次更高罢了。
事实上，CCI美国“行贿黑名单”和“戴姆勒行贿门”发生以后，中石油就曾公开表示，一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可是，谁能想到，背后却隐藏着更为严惩的腐败问题呢?会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就发生了对中石油来说是惊天动地的腐败案件呢?
这也告诉我们，中石油发生如此严重腐败问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体制机制存在巨大漏洞的必然结果。
相关研究机构在对企业高管犯罪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时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民企高管犯罪主要是跑路诈骗，国企高管犯罪则主要是腐败。原因就在于，国企缺乏严格的监督和约束。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国有企业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并没有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民主管理机制，一方面，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往往由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任命，干得好、干得差，是否存在不规范行为，企业内部没有权力对其进行评价和约束，而完全由政府与主管部门说了算。自然，这些手握大权的高管，就不会受到制度与纪律的约束，更不会将内部监督放在眼里;另一方面，所谓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更多的也是一种摆设。就象中石油一样，现代企业制度所需要的文字条件一样不少，外部董事等也都十分健全。可是，哪个环节能够对企业高管形成约束呢?更为可笑的是，有关法规明确规定，执行董事不得在大股东单位兼职，可中石油三名执行董事，董事长、总裁兼任集团公司总经理;这次出事的董事兼董秘李华林，同样在集团兼任副总经理。如此作派，还有何制度、规则约束可言呢?又怎么能够不出事呢?
所以，中石油腐败案件的发生，无疑是对国企改革的再一次倒逼，亦即按照现行制度和办法，已经无法让国有企业不再发生腐败案件，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土壤。而改革也决不能满足于目前在体制内做道场，在体制内修修补补，而必须触及到企业深处，让市场来检验改革的成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打破垄断，打破民间资本不能进入的禁锢，让民间资本这条“泥鳅”，搅活国有企业这团“死水。一方面，让国有资本不再独步企业，而是形成多元结构;另一方面，让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对国有资本形成冲击，从而真正让国有企业高管们产生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使国有企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监察部消息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这是中共十八后力推的反腐行动中，迄今为止拿下的级别最高的官员。由于蒋洁敏在今年3月赴国资委任职之前曾长期担任中石油集团的董事长，因此舆论普遍将他的问题落定在中石油任职期间。而就在蒋洁敏被调查的前几天，中石油内部已经有4名高管落马，这显示出随着反腐风暴的升级，中石油系统隐藏的问题正在被揭露出来。
蒋洁敏出了什么问题，官方正式渠道还未披露，但媒体调查已将谜底初步揭开。由于先期落马的4位高管都是事发于蒋洁敏离任审计之中，因此可以确定蒋的问题也是在离任审计中逐步暴露出来的。审计涉及一些以前多次出现的传闻中的敏感问题，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在这个过程中，4名高管已经暴露出诸如受贿、贱卖国有资产等问题，并且开始指向蒋洁敏。
央企的高管，本身即是政府官员，因此，他们的腐败也是在对权力监督软弱的环境下必然出现的恶果。但央企高管同政府官员的腐败还有点不一样，这就是他们披上了一层企业运作的外衣，例如贱卖国有资产，他们可以表现得理直气壮，正因如此，央企高管的贪贿，可以发展到天文数字，像此前中石化的董事长陈同海，贪贿金额竟然接近2亿元。
显然，如果仅仅以为对权力监督不够而造成央企高管的贪腐，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央企高管手中的权力与企业运作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贪腐具有了“长袖善舞”的空间。因此，我们需要从体制上反思，正是央企所具有的市场垄断体制，给央企高管创造了贪腐的基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