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潘伟迪突然之间就下台了，而且是消息一宣布便立马走人了，毫无征兆或是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份简短的声明和离职备忘录留给那些还没缓过神来的员工们。对于那些“被”掏腰包拯救花旗集团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次的美国纳税人们（一共花了他们450亿美元），不应该对所有的这一切无动于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当初之所以要拿出这么一项规模庞大却不受欢迎的银行业救助计划，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收拾花旗丢下的烂摊子。
在花旗这家公司演变成“灾难”的过程中，CEO继任问题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花旗帝国”的缔造者、已被扫地出门的桑迪·威尔（Sandy Weill）开始，前一任CEO总是会在背后对每一位合格的接班人捅刀子，或是公然进行打压。有过这种遭遇的人，就包括摩根大通（JPMorgan）的现任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结果呢，接过威尔大权的是查尔斯·查克·普林斯（Charles “Chuck” Prince），他是律师出身，而且是威尔的铁哥们。花旗正是在这个混混沌沌的CEO带领下陷入泥潭。
实际上，潘伟迪接替普林斯担任CEO是出于偶然。他之所以落户在花旗，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管理的Old Lane对冲基金在2007年被花旗以8亿美元收购。潘迪特就此进入花旗，担任另类投资部门的主管，而他那家Old Lane基金很快便被花旗关闭，并减计了2亿美元账面损失。
那么，潘伟迪在花旗的这段日子究竟表现如何呢？自从他端起美国金融业这个至高无上的饭碗以来，花旗的股价跌去了大约九成。但考虑到他所接手的烂摊子，以股价走势来评价他有失公允。他的表现反映出今时今日花旗本身的不确定性——一家已经恢复盈利能力的“好银行”，但又背负着一个糟糕的银行部门，这家机构的真实健康状况也因此很不明朗。
有鉴于这段历史，你会以为，花旗董事应该会非常谨慎，以确保CEO接班问题得到妥善而有序的处理。但现在花旗的首席运营官约翰·海文斯（John Havens）也跟着潘伟迪走了，新任CEO迈克尔·考伯特（Michael Corbat）的头号日程应该就是解释清楚为何花旗的这一次权力交接会如此异乎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