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上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2月份的CPI，同比上涨3.2%，有人据此作出存款终于结束20多个月负利率状态的结论。
但是接着有媒体列出了这样的账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全年，我国CPI比上年上涨5.4%；而最近一次调整的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3. 5%，即百姓实际存款利息收益为-1.9%，换句话说就是，1万元存一年定期，会“缩水”190 元。
截至2011年底，我国金融机构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照此计算，35.2万亿当年就“缩”6600多亿！这是第一个“钱数”。
由此，笔者联想起不久前披露的另一个“钱数”——2011年，中国银行业全行业利润总额为10412亿元。一边是上万亿的丰厚利润，一边是6600多亿的巨额“亏空”，再加上银行令人羡慕的高福利和某银行行长“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了”的“坦诚告白”，真是让人不纠结都难。
至于“中国银行业的大量利润来自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其利差收入占其利润总额近80%，而这些利差收入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目前的政策保护所引致的结果”的说法是否准确，给银行戴“暴利”帽子合不合适，一般百姓没兴趣也没能力细究。
大家只认准一条就够了，那就是银行靠高利差“切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奶酪”。于是对银行“暴利”的声讨浪潮，由此而起。
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了对“暴利”说法的异议，认为用词“恐怕有些过分”。他指出，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
周行长还提醒，对银行业的利润，大家要注意观察，可能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是存在很大的周期性。大家知道，西方金融危机出现以来，有很多银行由于自身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现在不怎么活跃，也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也表明，过去有些看着盈利很好的银行现在怎么情况这么糟糕呢，这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大。
客观说，周行长这番专业性的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同样属于业内人士的声音引起的“共鸣”可能更强些。
有报道说，包括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谈到银行业“暴利”之时也表示，银行业赚取的利润“并不合理”。
至于普通老百姓，则更看重的是事实。回顾本轮席卷全球经济危机的轨迹可以看到，最先“发病”的是美国金融机构，继而是实体经济，进而波及民生，欧洲也大致如此；而我国却不大一样，率先受到强烈冲击的是实体经济，接着是物价攀升、就业困难影响百姓生活，而银行却似乎一直置身事外、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已经尽善尽美，成为具有超强免疫力的全球楷模了吗？恐怕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只能是见仁见智了。中国与世界处在同一个经济周期，为啥中国银行业就能一家独乐？
把近年房地产异常疯狂、中小企业融资艰难、部分地区民间高利贷异常活跃等等问题统统归罪于银行，并不公平。
但2011年，存款的百姓资产“缩水”了6600多亿，银行赚了超过10000 亿，却很难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这一巨大反差，令人纠结，引发非议，更应催人深思。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该不该继续深化？这一重要领域的现实利益格局，该不该进行调整，又应该如何调整？
沃尔沃被李书福边缘化了？
张志勇
沃尔沃与吉利汽车合资的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李书福收购沃尔沃近两年以后，沃尔沃在中国市场的国产化终于要正式启动了。
不过，这次沃尔沃的国产化，好像又与沃尔沃品牌无关。因为，按照沃尔沃与吉利方面的说法，合资生产的品牌，既不是沃尔沃，也不是吉利，而是全新的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新的自主品牌。
沃尔沃好像被中国市场边缘化了。
无论是沃尔沃，还是吉利，两个公司与品牌都是属于李书福所有，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说，这两家公司进行合资，无论是推出沃尔沃品牌，还是推出吉利品牌，都不为过。它不会存在一般传统意义合资公司那种中外双方利益的竞争与冲突，从而在合作上能够达到兄弟无间。而且，沃尔沃品牌的价值增长，以及收入利润的扩大，都是吉利控股集团的胜利，都是李书福的胜利。
沃尔沃在李书福收购之前，经营状况并不理想。但是李书福的运气很好，沃尔沃被收购后，业绩不断攀升，其在豪车市场中的地位也日渐稳固。
2011年全球销量最高的前五大品牌中，沃尔沃位列第四。沃尔沃2011年实现44.93万辆的全球销量，距离其最高纪录——2007年的45.83万辆相差不远。
虽然沃尔沃在中国市场的增长也超过54%，达到47140辆。但是和宝马、奔驰这些豪车品牌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宝马品牌2011年在中国销量为21.71万辆，奔驰在中国销量则达到20.44万辆。
无疑，阻碍沃尔沃在中国市场取得更大进步的是其国产化策略问题。
但是沃尔沃与吉利的合资公司却并不生产沃尔沃品牌，只生产全新的合资自主品牌，这样，沃尔沃国产化将遥遥无期。如果沃尔沃不进行国产化，沃尔沃在中国市场的这种增长势头将不可能得到持续，沃尔沃在世界市场中的豪车地位也将无法获得保证。
我们对此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沃尔沃能够进行国产化了，却在合资公司成立一刻而戛然止步？
在吉利公司收购沃尔沃的时候，李书福有对沃尔沃公司的一句承诺：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李书福的承诺让沃尔沃对于吉利的技术支持成为了水中之月，可望而不可即。不过，历史有时候会给幸运的人意外的惊喜。沃尔沃因为外资身份迟迟得不到国产化的资质许可，让沃尔沃方面也焦急万分。
合资公司将是沃尔沃进入中国市场的唯一途径，与吉利汽车合资将是最好的合资选择。而合资公司将是横亘在沃尔沃与吉利两个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的最好的桥梁。沃尔沃不必像其他外资公司那样小心翼翼防备吉利这个合资伙伴获得技术，吉利也大可不必要低三下四才能获得沃尔沃的技术青睐。因为沃尔沃与吉利的利益最大化就是李书福利益的最大化。
到此，我们也许能够想明白沃尔沃与吉利的合资公司为什么要生产全新的合资自主品牌。吉利沃尔沃的合资公司，与其他合资公司的合资自主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为其他合资公司的合资自主是伪自主，而实际上只是充满了外资过时技术与装备。但是，吉利沃尔沃的合资自主品牌却完全不同，这里所谓的合资是外衣，自主才是真正的含义，因为吉利沃尔沃本身就是李书福自己的本土汽车生产企业，合资自主品牌实质上就是一个李书福的全新的本土自主品牌。
而这个合资自主品牌将是吉利集团全新豪车品牌之旅的开端。
是公众“反应过度”还是官员“没良心”？
于灵
日前，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两会期间公开表示不赞成媒体对“致癌牛奶”等的过度炒作。此言一出，立即遭到网民围攻。
无独有偶，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因为“黄曲霉素致癌不必恐慌”等观点受到舆论炮击；而曾广受网民喜欢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也因为“食品安全标准并非越高越好”，受到网民反戈一击。
近年来伴随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出，公众情绪的“燃点”越来越低，事件本身成为各种民意的宣泄口，而政府官员、专家等发出的声音往往变得“不动听”，甚至因而遭遇“被失语”。这究竟是公众“反应过度”，还是第三方真的“没有良心”？
从当年的食品短缺，到如今的“不仅吃饱更要吃好”，中国仅用30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要用百年完成的温饱事业。但与此同时，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与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的缺失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科学事实与消费者认知之间存在的“信息真空”正在越拉越大。
目前的怪圈是，一旦曝出食品安全事件，无论是否个别案例，公众的第一反应是泄愤，恨不得把企业一棒子打死，追本溯源与解决问题本身反而成了次要的。而专家的科学澄清被误读为“没良心”、“伪科普”；政府部门的理性表态变成了“官员怠责”、“被企业收买”。似乎只要不加入痛打“落水狗”的行列，就必定是“人民的公敌”。
这一现象的危害是，舆论的谴责只体现了“正确的声音”，但还远远没有成为“科学的声音”；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最根本原因被忽视，公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食品安全。
以黄曲霉素事件为例。乳品龙头出问题引起的眼球效果远高于黄曲霉素本身，因此来自农业部等权威机构专家指出的“乳制品中完全不出现黄曲霉毒素M1污染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能做的是如何抓住关键控制点，主动地排除它，使之控制在保护消费者健康的水平上”的声音，被认为是转移视线和帮企业推卸责任。恐慌情绪代替了合理评估黄曲霉素的危害，专家们呼吁的反思全国散户养殖模式以便从根源上解决黄曲霉素的建议，也淹没在讨伐声中而没有得到重视。
其实，政府、专家的立场与消费者是一致的，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真空”引发的恶果是：风险交流机制的缺失使社会信息不对称，最后为此买单的往往是发出理性声音的人。
在当下信息爆炸与自媒体化的时代，“信息对称”变成了“信息堆成”，在来自各界的不同声音里，往往比较极端的声音更容易受到关注和引发传播，但这些声音，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而我们也发现，专家们慎重的反应会相对慢几拍，这使得靠数据、靠事实、靠标准支撑的声音反而得不到理解和重视，有时甚至造成信息的扭曲。比如，在食品添加剂事件走入公众视野后，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凡是食品添加剂都是毒药，将政府引导的打击非法使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理解为抵制所有添加剂。而事实上，食品添加剂在提高食品稳定性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是食品工业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类物质。
这些乱象提醒监管层，政府、专家、协会之间不仅要多开展互动式的风险交流，还应建立风险交流机制，在出现一边倒的声音后，由政府的职能部门来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勿再以“风传”误导消费者，让公众的知情权提升为科学的知情权，此外，建立一个民间的、能专门提供科学知识的交流平台也是公众所期待的。
伊朗“金融保卫战”中的人民币机会
李巍
一场针对伊朗的“经济战争”已然爆发。这场“战争”主要发生在涉及广泛的金融领域，意在斩断伊朗经济的“血管”。
去年11月以来，美国和欧盟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一步步收紧。今年1月，美欧更是将伊朗的商业银行置于制裁之列，迫使伊朗石油公司转向外国商业银行进行石油贸易的结算，而这意味着美欧能更加轻易地冻结伊朗石油公司的石油结算款项，使得伊朗的石油出口血本无归。
不仅如此，美国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制裁外交”，游说更多的国家加入金融制裁伊朗的行列。在其游说下，土耳其央行也停止了与伊朗的金融往来，这对伊朗是一记重创，因为土耳其有伊朗最重要的贸易结算中心。
正是由于伊朗国有银行受到西方联合金融制裁，人们一般通过私人性质的钱庄进行外汇交易。在美欧金融大棒的高压态势之下，今年1月，伊朗货币里亚尔出现罕见的暴跌，国内经济可谓步履维艰。
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收入占全部外汇收入的85%以上。一旦石油出口遭遇麻烦，伊朗经济将遭受重创。正因为如此，颇具忧患意识的伊朗很早就意识到，除了直接的军事打击之外，美国的“石油-美元”霸权，也是心腹之患。
早在2006年，伊朗就成立了以欧元为结算货币的国际石油交易所。此举曾一度受到欧元区国家的暗中支持。但是，随着在“敲打”伊朗问题上美欧立场日渐合流，伊朗只得探索美元和欧元之外的其他货币来结算石油贸易。
2010年8月，伊朗第一副总统拉希米表示，为了抵制西方的制裁，伊朗将把美元和欧元从伊朗外汇交易中剔除，在石油等跨境交易中更多使用伊朗本国货币以及其他所有愿意与伊朗合作国家的货币。
去年8月，韩国同意伊朗央行在伊朗开设韩元账户，并用本币结算部分石油款。同时，伊朗可通过韩元账户支付从韩国购买的货物款项。今年初，伊朗被迫更加积极地探索反金融制裁举措，艰难发起了一场“金融保卫战”，而其主要的合纵之策就是进一步加强与新兴国家的石油贸易本币结算，摆脱在石油出口中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
1月26日，伊朗、俄罗斯宣布双边贸易完全用本币结算。2月8日，伊朗宣布与印度的石油交易中45%的交易额将由印度本币卢比支付。
2月初，伊朗石油部长访问中国，其核心就是推动使用本币（事实上就是人民币，而不会是里亚尔）来结算中伊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对华石油出口，可以大大缓解伊朗面临的金融压力。从2011年最新签订的进口协定看，中国目前已成为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中国进口了伊朗石油出口20%的份额。一旦伊朗改用人民币结算石油款项，伊朗通过石油出口可以换回大量人民币。由于中国盛产伊朗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这足以保障伊朗的外贸和经济发展需要。
不仅如此，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举措先后出台，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是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已成为通行货币，东南亚和伊朗的贸易也将因此不受欧美制裁的太大影响。同时如果伊朗能手握大量人民币，它还可有效解决里亚尔对外币兑换的国内紧张需求，帮助其稳定货币。
对中国而言，此举也意味着人民币开始打破美元和欧元在石油贸易中的联合垄断局面，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的开始，给人民币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这是“欧美制裁伊朗，而送给我们的礼物”。
洞见
新兴经济体凭啥为“平衡型经济增长”作贡献
贺力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政府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的情况。欧元区内的一些国家如希腊甚至爆发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这些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犹如痼疾，操之过急担心伤害本体，迟疑不决又怕病情蔓延。
发达国家减债路漫漫
对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先要有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许多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私人部门债务高速扩张势头。政府出面挽救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将私人部门债务转化为公共部门债务，为公共部门债务危机埋下种子。
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出现私人部门债务大扩张的情况，但基础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公共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危机来临时，为缓和外部冲击，政府支出大幅度增加，原已债台高筑的政府眼睁睁地看着债务负担一步步膨胀。当前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也反映了其经济体系中一些基本层面的不足。
其次，主权债务问题在当前以剧烈形式爆发在一些欧元区成员国，但其覆盖面已遍及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从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美国的水平一直高过欧元区；从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日本的水平一直是三大发达经济体中最高者。美国联邦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在2011年8月遭受一次下调，不排除今后还有可能被下调。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虽然一直稳定，但在未来也有可能受到调整。
再次，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短期内难见根本好转。主权债务问题的解决相比于私人部门债务问题的解决有几个难点：一是前者的规模和所需要的救助数额通常大大高于后者；二是前者往往需要国际层面的支持，而这通常又会涉及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因素；三是从经济上看，主权债务问题的根本好转需要经济增长形势的好转，而在短期内任何紧缩性的财政调整措施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就希腊而言，人们已经看到，欧元区范围内原来出台的50%债务减记方案尚不足以扭转形势，那里正在推进70%债务减记方案。两个方案都涉及到上千亿欧元的资金。希腊是欧元区内最小的经济体之一，对那些较大的经济体，类似规模的减记计划显然难有现实性。
意大利则不是债务负担过大，而是在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背景下债务展期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而影响市场利率的关键因素通货膨胀在未来很难被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在解决主权债务问题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为“平衡”作贡献？
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已成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环境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会带来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面对主权债务调整的巨大压力，发达经济体国内宏观政策的作用空间相对缩小，未来数年中经济增长前景将会变得相对微弱，主权债务风险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新因素，不仅会成为本国本地区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也会是世界经济范围内的一个显著不利因素。
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对外政策诉求客观上会增多。世界经济格局中，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地位在不断上升和转变。发达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政策人士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当为“平衡型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承担更多的义务，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付出更多努力，国际层面上的政策交锋显然会因此而增多。
同时，发达经济体范围内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和风险所进行的调整，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资本金要求等，会引起国际范围的资金流动变动，也会在一些时候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行情和汇率行情变动的新因素。这些变动，有时会严重影响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促使主权债务风险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或扩散。新兴市场经济体显然应当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新出现的不确定性有所警惕和防范。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应急项目（71141031）中间成果之一；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