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的智能手机APP公司Onavo的几位合伙人都来自8200。CEO 盖.罗森(Guy Rosen)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8200的帮助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军队安排这些年轻的技术人员去做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项目，然而他们往往能成功。这培养了一种‘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的想法，这种想法使他们可以面对创业时的种种技术挑战。其次，军队在人际网络上帮助巨大，即使数十年过去，那些战友之间的情谊和联系使我们和高技术的雇员、投资者和咨询机构之间都保持方便而密切的联系。”
犹太移民的贡献
辛格认为，以色列创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移民。由于犹太人散布世界各地，而以色列又是犹太人建立的唯一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大量接收了来自全球的犹太人移民及其后裔，他们带来了劳动力和技术。
辛格说：“当我在美国演讲，说移民有助于经济发展时，台下一片哗然。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限制移民，但以色列是对移民最积极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由于犹太人多次遭受迫害而被迫迁徙，直到1948年以色列立国，所以几乎99%的以色列人都是移民及其后代。最大的一波移民来自前苏联。
在冷战结束之前，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一直寻求通过秘密管道逃到以色列，而苏联军方严密控制边境，多次引发冲突。苏联崩溃前夕，大批犹太人越过边境涌入以色列，人数约80万之众，其中有数量众多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由于宗教的同一性，他们融入以色列社会并不会太过困难，而他们的子女更是从小和以色列社会融为一体。以色列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移民吸收部来负责移民的安置工作。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对于犹太人很宽松，只要你属于犹太人，不论说何种语言，只要一到达以色列境内，你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就立即生效，无需考试，也无需申请绿卡。
另外一批重要的移民来源，则来自美国及西欧的犹太人。由于犹太人擅长做生意，在文艺、学术上往往也颇有造诣，所以在这些发达国家的犹太人，往往在金融、投资包括思想学术领域占有重要位置。他们会将资金投回自己的祖国帮助以色列经济发展，也对以色列公司在美国上市提供了巨大帮助。而那些愿意回以色列发展的犹太人，也较容易直接受各大跨国公司委派，担任设于以色列的研发中心的核心人员——英特尔的以色列研发中心便是这么起家的。
另一方面，由于犹太人坚持宗教习俗的纯洁性，他们要求自己的后代必须受洗，必须掌握希伯来语，必须熟习犹太教经文。相比在美国上犹太学校，他们会更倾向于将子女送回以色列进行教育，这样的熏陶更加原汁原味。有时候，父母甚至会放弃他们在美国的工作，回以色列陪伴子女一起成长。
辛格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辛格出生于美国，青年时曾短暂回以色列居住四年，学习了希伯来语。后来他重回美国，他曾担任众多国会议员、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官员的顾问长达 10 年之久。1994年，辛格和他的太太及三位孩子从美国搬回耶路撒冷居住，除了在《耶路撒冷邮报》工作外，他还担任以色列民主研究所驻耶路撒冷的兼职高级研究员，并在一家投资基金中担任顾问。
辛格甚至笑言，为了以色列盛产的美味番茄，很多犹太人都会想要回以色列。
移民给以色列带来的是民族性的丰富，它使以色列像一个文化熔炉，冶炼着移民带来的世界各地的文化。而移民本身固有的冒险性更加使他们具备创业气质，这也成为以色列创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
“我们把一个潜在问题变成了财富。”辛格说。
约西.瓦迪(左)今年69岁，是一个戴眼镜，胡须花白，略带孩子气的秃顶老头。他被称为以色列的“科技创业之父”。在过去的40年里，他投资并培育了80多家以色列公司，他最得意的作品，是1996年投资自己的儿子埃里克和另外三个年轻人成立的公司ICQ
Onavo的创始人团队，他们是战友，都曾在以色列的精英情报部门“8200”服役，2010年他们共同成立了Onavo，前排左一为联合创始人兼CEO盖伊·罗森(Guy Rosen)
以色列两代创业潮
约西.瓦迪(Yossi Vardi)今年69岁，是一个戴眼镜，胡须花白，略带孩子气的秃顶老头。他被称为以色列的“科技创业之父”。在过去的40年里，他投资并培育了80多家以色列公司，其中诸多最终被国际巨头收购。他最得意的作品，是1996年他投资自己的儿子埃里克和另外三个年轻人成立的公司ICQ。这款风靡全球的聊天工具在1998年买给美国在线(AOL)时价格高达4亿美元。同一年，一个叫马化腾的中国年轻人在深圳成立了腾讯公司，拷贝了ICQ的模式，发展到今天成为庞大的QQ帝国。
ICQ代表了1990年代以色列的一波科技创业热潮下涌现的一批互联网公司。1993年，试图解决巴以争端的奥斯陆协定的签署，使以色列的投资环境更趋安全。
这批创业公司的涌现，和以色列政府于1993年推出的“YOZMA计划”不无关系。YOZMA计划是以色列政府为了刺激民营科技公司发展推出的一项措施，其内容为：一个科技公司如果获得国际风险资本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这对这些刚起步的小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因而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色列的科技公司出现了一股热潮。创业公司从100家增长到800家，风险投资从580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33亿美元。
以色列政府发展部长Rina Pridor说：“这里的游戏规则是接受失败，你要拿到那枚金蛋你就得尽可能多地孵鸡蛋。”她表示，政府可以冒两到三年的风险来哺育创业公司，“对以色列来说，最大的损失是那些美好的创意在它们有机会证明自己之前就消失了。”
瓦迪说：“科技就像钢琴，美妙的曲子需要钢琴家弹奏出来，而创业家就是那个钢琴师。”以色列有创业的土壤，人们有敢于承担风险寻求机会的性格。这和保守的欧洲是不同的。现在以色列每年新涌现的创业公司数几乎能追平整个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