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22万人被取消公费医疗留下多少“运作空间”?
背景：北京市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发布，2012年1月1日起，北京市级公费医疗人员全部并入职工医保，此前的公费医疗待遇相应取消。这一政策涉及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公立医院、高校教职工22万人。
珠江晚报发表廖保平的文章：不少人挤破脑袋要进入公务员行列，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那份优厚的医疗、养老待遇，明显地优于、高于普通职工。取消公费医疗、养老，或可为国考消消火，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医疗服务均等。“双轨制”的医疗、养老是“损不足而奉有余”，底层民众自己医疗难有着落，却要纳税供奉旱涝保收的公职人员优渥的医疗，其合理性让人怀疑。尤其是在医疗资源紧张，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享受公费医疗者却不断加码，引起民怨在所难免，改革也在所难免。公费医疗“破冰”之举是自我挥刀，显示决策者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就目前北京的试行来看，公职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后，在报销额度等方面，仍然和普通市民有差距，在某些方面也预留有自我操作的空间。但这毕竟是一个“并轨”的过程，需要一些“利益补偿”，以使改革更为顺利，这是所有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的代价，也是不能不正视的国情。我所担心的不是报销额度等方面更优待一些，而是，这份决心和勇气能不能一贯到底，真正地刮骨疗伤，还是变成另一个车改，走样变形，变相谋取福利?如果说公费医疗是一种特权福利，那么变成市场医疗或其它形式的医疗，就可以消除特权福利了吗?问题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关键要看权力有没有得到规范。改革既已进入深水区，进退、成败变得更为艰难，也更微妙，这需要“忍痛割爱”，以及清醒的历史使命感。
小蒋随想：取消公职人员的特权福利，是顺应民意、体现公民权益平等之举，也是行政与机制改革的应有之义。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不是时髦衬衫，我们仍需警惕“新瓶装旧酒”，或是在取消一项特权之时又整出别的专项补助。比如，一些地方取消公车，转而给公职人员发放“车补”，某些领导每月能拿到数千元的“车补”，几乎等于月工资翻番。再比如，国家早就取消了福利分房，但一些机关或是明里暗里地给公职人员发“房补”，或是倚仗权力“运作”拿到政府保障房的地皮、变相公款建房或集资建房。就取消公务员公费医疗来看，后续会不会再出现“医补”?的确，如今一些地方实行了阳光工资，名义上已没有了各种“暗补贴”。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单位仍有自己的“三产”，仍与社会企业有“共建协议”，所以许多单位的“小金库”才长盛不衰。说到底，特权福利的核心是特权。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审核仍然大而化之，倘若行政者参与市场逐利的冲动与能力得不到有效遏制与约束，假使一些改革总是留下后续“自我操作的空间”，那么一些好的改革初衷还是存在走样的可能。破解特权福利，关键还在于约束不当行使的权力。
蒙牛再陷“致癌门”，“郑重致歉”有多少含金量？
背景：12月2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了近期对全国液体乳产品进行抽检的结果，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黄曲霉毒素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25日凌晨1点，蒙牛在其官网承认这一检测结果，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
京华时报发表王石川的文章：早在1993年，黄曲霉毒素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1类致癌物，严重可导致肝癌甚至死亡。当前，蒙牛公司的当务之急，是彻查这批问题奶品有没有流入市场?如果流入，流入多少?紧急追索，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害。追索之后，还应痛彻反思，反思才是最真诚的道歉。众所周知，这不是蒙牛公司第一次道歉，比如，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曝光之后，蒙牛集团营销总裁赵远花公开向消费者致歉，并现场潸然泪下，态度不可谓不真诚，但为何仍然出现问题产品?如果第一次出现问题产品就真正痛定思痛，刮骨疗伤，何以有此后的问题频出?如果彻底梳理内部机制，避免内部管理出现瑕疵，并提高预警水平，也许就不会有这次的超标事件了。据不完全统计，蒙牛公司已经遭遇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2009年的特仑苏事件、2011年的小学生饮用蒙牛纯牛奶集体中毒事件，以及如今的超标风波。一次次地摔跟头，一次次地被质疑，又一次次地道歉，仿佛陷入了知错就改、改了再犯的怪圈。蒙牛公司是我国乳业巨头，多年来奠定了强大的市场地位，还曾参与起草我国乳品标准。这样的乳业巨头，更应该珍惜羽毛，善待声誉，尤其需要以身作则。因为，一旦陷入丑闻，或者频现丑闻，就是自我颠覆，自绝于消费者。目前，洋奶品在国内摧城拔寨，受到消费者追捧，而国产乳制品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仍未走出泥淖。振兴民族乳业，需要奶企争气，也需要监管部门强化监管。
小蒋随想：如果小作坊与小品牌出现质量问题，人们不会太过惊讶与忧心。因为，在许多人的惯常意识中，大企业与大品牌才更加值得信赖。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一些大企业与大品牌同样频频陷入质量门，人们在愤怒之余，不禁要问：在质量安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能相信谁?当我们的火箭已经能够将航天员送入太空、中国的高精尖制造技术不断跃上新台阶，而我们的一些普通商品的质量却在走下坡路、一些新的产品质量标准反而比多年以前还低，这让人情何以堪?的确，如今不少母亲都给宝宝喝进口的、或是从国外代购的奶粉，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对国内食品安全不满又无奈下的不得已之举。然而，相对于少数喝得起进口奶粉的家庭，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孩子只能喝国产奶。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用脚投票”的能力。谁来维护最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谁来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健康?质检部门已然查出了问题，对于“问题巨头”，应做出怎样的处罚?只有处罚的严厉程度足以令商家的心中滴血，使责任人承担刻骨铭心的责罚，某些人才有可能真正忌惮与收敛。卑鄙者仅仅道歉是没有意义的，否则也不需要警察与司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