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自美国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演化至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大衰退”，对应于1929年的那次“大萧条”。现在美国已经走向复苏，只是复苏得格外缓慢，或者说非常奇怪：从2010年开始，各界预测就频频出错，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完全理解其走势。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复苏与否，而在于这次复苏有着怎样不同以往的特点，又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个特点就是复苏缓慢而微弱。虽然美国11月最新失业率降到了9%以下，感恩节销售也达到创纪录的新高，但这类好消息更多只有新闻意义，在经济学家看来并不构成一个指标性因素。这次大衰退开始时就不同寻常，2008年第四季度GDP下降了8.9%，此前美国事实上已经有所预见，采取了很多措施现在看来非常及时和大胆。即便如此，结果还是衰退了这么多。
而参照以往从危机中复苏的经验，被称为“滞胀”的1974到1975年过后，三年里每年总产出都有5%左右的增长。即使战后最严重的1982年衰退，失业率一度到达了12%，但两年后的增长率就高达7.2%。相比之下，近两年美国的复苏表现可谓相形见绌，对明年GDP增长率的预测也不乐观，几乎所有机构的预测都不超过3%。
第二个特点是没有就业的复苏。虽然按官方的口径，经济衰退已于2009年6月结束，但“就业大衰退”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在2007至2009年危机期间失业的人数，比之前四次衰退加起来还要多，同时这些岗位恢复得极其缓慢。就业方面，此次复苏并不像前几轮经济周期，而更像1929年危机后的状况。
与第一个特点相联系，从GDP增长的乏力也可以预测降低失业率的困难。美国在做政策判断时常常依据“奥肯定律”，说的是GDP每多增长2个百分点，大约可以带来1个点的失业率降低。类似的预测法则也强调，如果想吸纳新增劳动力，并重新聘用那些因衰退而失业的人，GDP的增速需要超过3.3%的“长期趋势性”增长率——这两点美国现在都做不到。
这轮复苏的第三个特点是依赖于短期政策，尤其是早期的复苏大量依赖于投资。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测算，减税和政府扩大支出大约贡献了GDP增幅的40%，出口的增长贡献了另外的40%，而消费的增长只贡献了20%。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不正常的结构，因为美国政府能够运用的刺激政策也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够唤起民间的投资热情和消费信心，这种力量还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危机前美国的过度消费最为人所诟病，但现在消费却如此不振，这与上文提到的两个特点有关：经济增长低迷，导致始终缺乏就业，而资产价格又回升乏力——消费者没有收入，账面上也没有显得很有钱，如何能有信心消费？而投资上，尽管美联储已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机构还是维持了约一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这说明私人投资热情并没有被调动起来。
最后就全球复苏而言，第四个特点是极不平衡。美国已经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了，但还是赶不上新兴市场国家的复苏步伐。美国如果想通过出口来提振就业、进而促进国内需求的话，可以有两种做法，相应会有两方面的挑战：一是通过单方面的贬值，实施更多的贸易摩擦策略，减少从别的国家的进口，从而增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这就回到了1929年的错误。第二种做法是通过国际合作共渡难关。中国经济如果增长很快，自然从美国的进口就会增多，欧洲的状况如果好转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之初，所有国家都一致强调要积极面对，都采取一些扩张性的政策从而一荣俱荣。但其挑战在于，复苏的不平衡将导致国际协调的步伐无法一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很快恢复，甚至已经出现过热从而需要开始紧缩，其国内需求的下降将对美国出口不利。而新兴市场国家国内通胀的抬头，将通过出口产品的价格上涨输出到美国，从而带动后者国内价格指数的上涨。如果复苏始终乏力但通胀却不期而至，美国继续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非常危险。一言以蔽之，如果仅仅依靠国内政策，而没有全球繁荣的支撑，美国想依赖出口提振就业从而让经济快速复苏，难度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