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说，私人银行家可能会掩盖重要的信息，从而让储户承担额外的风险，甚至使储户遭受损失甚至血本无归，因此需要政府的“监管”。要指出的是，这种风险是有可能存在，但不能成为政府监管的理由。银行监管部门不可能有银行真实储备、投资情况的信息，银行很容易造假应付监管部门。政府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什么规则是适合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这套规则不可能被政府事先制订出来，只能通过银行家的竞争去发现，维护金融秩序的，正是不断地被银行家发现并得到市场认同的那套规则，也只有这套规则，才是金融业生存和不断扩展的基础。竞争中产生的组织和机构，如信用评价机构，是促使银行遵守应有的规则，维护金融秩序也起到辅助的作用。所以，政府的监管，如果需要的话，那绝不是执行自己制订的那套规则，而是维护这套市场自身的规则：一套有助于发现谁有银行家才能，并允许其发挥才能的规则。
现代金融需现代社会基础
建设“试验区”，或我们说的“自由港”，目的是催生出现代金融，但温州的土壤能否产生现代金融，我们仍然心存疑虑。这是因为现代金融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绝不只是金融本身，换句话说，现代金融业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的，一个法治的社会、诚信的社会才可能有现代金融，其程度和金融发达程度成正比，比如我们看到香港有现代金融，瑞士也有现代金融，而这些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都是高度法治的、社会诚信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温州如不在法治和诚信社会上下工夫，现代金融是不可能的，即试验区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建设法治社会的挑战，比建设金融试验区本身还要大得多，但确实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别无选择。
“试验区”应该有长远的目标：为我国金融的市场化、现代化积累经验，而不能停留在解决危机这个层面上，因此它要为全方位的改革做准备，不仅是放宽民间金融，使民间金融正规化、合法化，还要尝试国有银行私有化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就金融谈金融，必须在法治社会、诚信社会和公民社会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在这方面，可借鉴香港、瑞士的社会管理经验。从发展阶段上来说，温州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早就过了，温州也早该进入到以金融业为主的阶段，但温州迄今都没有已经进入这一阶段的迹象，这次，机会再次降临温州，我们有理由对温州这次的金融改革有更高的期待。须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用真正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来解决，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