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全球舆论被近来中东的社会革命覆盖，全球债务市场的危险并没有过去。日前，由欧洲主要经济学家组成的欧洲经济顾问集团(EEAG)，发布了该组织最新的欧洲经济报告。报告提出如果希腊不能够尽快采取更加严厉的减薪和财政节俭政策的话，一段时间后希腊面临的选择将不再有什么余地，要么退出欧元，要么必须对其30%的债务进行债务重组。欧洲的经济学家们还预警，如果葡萄牙将在4月进行的43亿欧元的债务融资遭遇困难、出现成本过高的压力的话，葡萄牙政府可能要步希腊后尘，向欧盟的救援机制求助。
从全球债市来看， 欧洲的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存在着很高的可能性。在美国，两房机构的债券终会步入清算，以及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导致的长期债券市场的风险的暴露，也意味着可能的债市危机的渐行渐近。但对于中国而言，外部世界的风险最后能够暴露的，其实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能不能在实际性的改革中得到化解的问题。从技术层面上看，对美国两房债券的投资的风险问题的处理，选择在两房机构进入破产清算前，果断斩仓离场并不要再卷入长期财政债务，恐怕已经不需要过多的争论。但对于可能的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自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国内经济的转型和改革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渣打银行最新报告指中国2010年的出口拉动仍然是GDP增长最大的力量。
实事求是地说，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回避了系统性的收入分配改革，选择严重依赖货币和信贷巨量扩张的方式之后，对于把政府和企业部门以及少数人占有的经济增长收益，向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和工农阶层转移的改革要求，几年来没有实质性进展，延续了过去十年的旧格局。同时，严重依赖货币拉动的刺激导致了深度房地产投资泡沫和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如果近一两年内，外部世界发生新的债务危机和经济萧条，中国抗外部风险的能力没有任何好转，而且国内经济的风险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但是，希望通过把外储投资继续投给美国、让美国人借中国人的财富来长期支持中国出口的模式，拖延越久，经济危机真正来临时刻的风险也就越难以控制。这和所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苟延残喘越久，破裂爆发式的破坏性就越大是同理的。
主流观点认为，低速增长必然意味着更大的社会不稳定风险，而高速增长才有社会安定。在一个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的国家，这个逻辑其实并不成立。因为低速增长中，如果社会改革和福利改革让多数人得到普惠利益，社会的安定程度要远高于高投资拉动下的高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社会安定的因素，最关键的一项从来都是国民对政府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只会来自彻底的收入分配改革，让多数人受益并有能力消费。
比如，在过去十年的巴西，国家政策选择了全力投入社会保障与多数人的福利和发展项目，甚至放弃了很多原本可以进行的基建投资。但是巴西的贫富差距大幅降低，社会和经济发展有了夯实和安定的基础，引导这个国家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