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北京治堵方案正式敲定，北京市政府昨日发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根据规定，北京将在继续完善限行措施的基础上，实行“摇号”限牌措施对小客车数量进行调控，并确定2011年度小客车总量额度指标为24万个(平均每月2万个)，指标额度中个人占88%。此外，外地户籍人员在京申请摇号上牌，需要持有居住证或者提供连续五年在京纳税证明。
在已公布的众多治堵措施中，“限牌”无疑是最为重磅的一项。相较限行，限牌对车辆总量的控制无疑更进一步，对车主财产使用权的限制也更深一层。据悉，今年前11个月北京就已净增近70万辆车，2009年也有51.5万辆。照此，明年24万的配额量至多只占今年上牌量的1/3，相应地，2011年北京至少有2/3的上牌需求被压制。且不算上还将继续完善的限行措施，以及对外地户籍人士上牌的限制，单凭限牌一项，新规对车辆数量的控制、对车主财产使用权的限制，也称得上“史上最严”。
在如此严厉的总量控制之下，短期内，北京交通拥堵的状况想必会获得积极影响，长期内是否切实有效，自然有待观望，而由新规促生出的得与失却不得不讨论。在可预见的范畴内，短期内交通拥堵缓解的预期自然是新规的“得”，车主基于公共利益让渡的财产使用权便是新规的“失”。衡量新规利弊，自然要在这样的“得”与“失”之间细细权衡：以“史上最严”限牌措施获得一个对交通拥堵缓解的预期，是否矫枉过正？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车主即将在财产使用权上做出的让渡，是否经得起合法性的追问？
私有财产权不仅享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更是公民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石，涉及到对它的限制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很容易酿出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政策后果。很容易想到的原因是，经不起合法性追问的政策法规势必无法获得公众的真心认同，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变通和抵制，就会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的预见会否在北京应验，当然还不好下结论，但同样实施车牌总量控制措施的上海，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镜鉴。
从1994年开始实行机动车总量控制和车牌拍卖制度的上海，多年以来一直饱受合法性的追问。2004年，时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的黄海曾公开表示说，上海的做法违反了道路安全法。此后几年来，与合法性争议相伴而行的是各种“变通法”的纷至沓来，不少上海人舍近求远，选择异地上牌，这不仅使得上海流失了大量的税费，交通拥堵状况也没有获得明显改善。
城市治堵如若涉及到对车主财产权的限制，对其合法性的追问就势必绕不过去，而这正是检验一项治堵措施能走多远的试金石。当然，北京与上海在这方面并非孤例，目前各地推行的治堵措施无非是在“限制车辆上路”上做文章。
无论是限行、限牌，还是收取拥堵费和提高停车费，各地政府积极在做的事情无不是将车辆堵在家里和城外。而通过这些措施，路上看得见的车辆是少了，但人们正常的出行需求没有减少，车主对车辆的合法使用权利没有弱化。显而易见的是，这缓解的不是拥堵本身，而是视觉上虚幻的压力，以及由拥堵奔向更加拥堵的速度。
城市治堵之所以频频遇挫，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车主财产使用权的弱势处境。私车财产权成为各项利益博弈中的“软柿子”，直接决定了政府在治堵思路上，不会轻易放弃在私车上做文章这条“速成法”，由此导致的必然是公交优先等治本措施得不到应有的紧迫感。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公交优先”作为一个理念提出多年，至今仍然只是蓝图，而限行与限牌却往往能雷厉风行。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大城市治堵势必越来越严峻，时下的广州也在酝酿新的治堵方案。广州治堵将会给企盼中的公众呈现什么样的观感，其他城市提供的镜鉴不可谓不多。当然，这里面的重中之重还是对车主财产权的尊重和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