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略服务于经济。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从哲学意义上讲，当今存在的一切只是客观现实，对未来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机遇，也不是绝对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只是从人们眼前出发，相对于有局限的认知水平而作出的一种判断。当今判断的机遇，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机遇，判断的挑战，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挑战，取决于一国政府的战略构想及各国政府间的政策博弈结果。
归纳国人目前的判断，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未来经济仍能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稳定增长，但对增长机遇的分析，仍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四个主要的机遇：
一是高储蓄率。纵观人类历史，大国的经济崛起，往往是与高储蓄率相联系。尽管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但从人口平均年龄看，我国正从20世纪80年代的28岁逐步提高到2050年的46岁左右，该年龄段正处于收入储蓄较高的时期。因此中国整体储蓄率仍处于相对高峰阶段。
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世界经济史上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往往都与工业化、城镇化或全球化相伴随。我国的重化工业过程尚未最终完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更是甚大。城镇化率仍低于东南亚平均水平，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水平。
三是全球化。人类千年经济史上的两次全球化，明显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在第一次（1870-1913）中，中国几乎是全球化的被抛弃者，导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直线下降。由1820年的32.9%占全球最高，下降到1900年仅占6.8%。在第二次全球化的前30年（1950-1980），也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1979年改革开放，又加上“人口红利”因素，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收益，中国占全球贸易和GDP的份额，分别由1978年的0.8%和1.7%，上升到2007年的7.7%和6%。目前，世界上尽管在美国危机后出现了对全球化的反对声和“杂音”，但在世界民主力量逐渐上升的历史时期，主导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享受者和推动者，加上一批正在崛起的新生市场国家同样是这轮全球化利益的享受者和推动者，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可维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对于目前正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来说，正是谋发展的大好机遇。
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30年的改革“奇迹”，制度、体制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EP）上的明显提高。今后政府管理职能、财税及金融等方面改革压力和空间仍然巨大，制度与体制的深入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未来四大挑战
同样，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增长，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广泛而言，挑战来自于各个方向，如大国地缘政治问题，领土统一与主权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民主政治改革和软实力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这里，如果就纯经济增长的长趋势分析，关键性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取得，与我国的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有相当大的关系。目前该优势正出现消退势头，未来会构成增长的约束与潜在的负担。而且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之快，跳过了西方国家曾经历的建立庞大中产阶层的漫长过程，带来了西方不曾遇到过的挑战。
二是资源、环境制约。此问题的严重性已无需更多的阐述与数据例证。
三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也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经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结构问题，有影响总量增长的出口与消费结构问题，有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投资结构问题，也有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体制与机制问题是以各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形式得以表现。解决好此问题，将涉及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相对次高速增长的阶段中，集中表现为艰难的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
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对过去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表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正在逐步积累、孕育着相反的力量。从历史趋势看，国势趋于式微的美国，为继续保持过去的荣光与地位，肯定会以更大的力量，运用美元其特殊地位，维护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美元政策意图，必将引起美元主导地位衰落后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更加不稳定、大国货币汇率更趋动荡的不确定性，全球化趋势噪音增多、贸易投资摩擦加大，这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稳定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中国金融应尽快实现有限全球化
四大机遇与挑战，对金融意味着什么？
从机遇看，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高增长的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及中国改革的“制度红利”（不过人口红利因素在减弱）。高储蓄率又为未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这一切，既给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又要求现实的中国金融，必须加快推进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以进一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一句话，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
从挑战看，作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巨大体能的进一步发展，渴望资源、原材料，渴望全球市场，从而渴望最大限度地减弱资源、原材料对未来增长的约束；随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养老资金的逐步积聚，在下一轮经济趋于次高速的增长下，未来全球第一的庞大的中产阶层巨大的养老金池和金融资产，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投资利益；同时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需要金融的进一步催化等等。这一切，同样迫切要求发加快展新型金融机制，加快金融全球化进程，以提高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但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之机，不同于“四小龙”甚至是德、日两国经济崛起之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世界经济一个新历史时期的开始。在面对国内上述一系列挑战的同时，将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一系列新的不稳定因素，尽管世界经济事务的协调机制已被迫由G7过渡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