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结构主义方法论不是我这篇短文的主题。但是很清楚，结构失衡说深得人心，在我看来，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正确，而是因为这样的说法做到了 “政治正确”（politicallycorrect）。首先在美国，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说毫无疑问符合美国的主流政治，也给全球化时代美国经济的竞争力衰退、失业以及金融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替罪羊”。而结构失衡说在中国国内也迎合了日益高涨的民粹情绪，与国内新左派的反 （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潮和价值取向较为吻合。在新左派知识分子眼里，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驱动导致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进而导致了消费的不足，必将形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乃至停滞。这个逻辑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灭亡的传统当然是一致的，更与上世纪30-40年代的左派经济学家（如卢森堡和斯威齐等人）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消费不足”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在思维模式上机械地强调经济变量的流量 “比例”（也就是结构）关系与 “结构平衡”对理解经济长期运行的重要性。所以，平衡、不平衡和再平衡这些概念大都出自结构主义者的口中。实际上，用政府人为确定这些比例并实现结构平衡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就是结构主义的历史遗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产物。虽有昔日掀起“革命”浪潮的伟业，但他结构主义流量分析的致命缺陷很快就被识破。没有因果关系，缺少微观的基础，这样的宏观经济学早已摇摇欲坠，没有了市场。而发展经济学在早期的兴起之所以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就是因为在上世纪50-7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一个“外围-中心”的分析架构来审查外围落后国家面临的所谓 “外部不平衡”（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的恶化）对其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阻碍。不用说，他们自然也被称为结构主义论者，只是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外部的失衡问题。
尽管“政治正确”，建立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之上的结构失衡说却对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有误判之嫌，政策上更有误导之危险。阅读经济思想史，我知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有严重的缺失，常常仅为极少数左派经济学家用来宣泄对市场经济的偏见和仇视，也多在经济萧条时浮出水面，根本无法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验提供正确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议。因而他们大多数往往是过眼烟云，在经济学说史上难以留驻光彩。
可是，以上这个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大行其道，甚至还被赋予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名字：“三驾马车”。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论就是从这个“三驾马车”的机械运动中简单推出来的。根据这个三驾马车来推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在内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外则必然产生过度的顺差积压。
至今我不知道该对这个三驾马车的逻辑说些什么。曾经在微博上我只写下了这样的感叹：“在中国，有些玩笑可开得足够大了。比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经济增长的全部知识被谁说成了近乎荒唐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迅速普及并‘行骗’举国上下。由‘三驾马车’误导出来的政策这些年不胜枚举，频频出错更在所难免。‘三驾马车’已经给我造成了阅读的视觉污染。这些年来我一直拒绝阅读动辄就拿‘三驾马车’说事的各种文章。”
对于我而言，杜绝结构主义观点的最有力武器不是别的，是要回到我接受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训练时的那些基本的原理。那些原理构成了当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信念和世界观。不是吗？强调基本信念和世界观在今天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了，很多人也早已忘记了经济思想史中有关方法论和世界观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具体到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分析和看法，甚至一般化到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我更倾向于接受“卡尔多典型事实”、“库兹涅茨命题”以及“一般均衡”和“收敛定理”。这是我理解经济现象和思考中国经济变化模式的依据。
所以，我深信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是会随总量增长而变化的。同时，我也相信内部金融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经济有着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运动趋势。以此而论，我是不相信一个经济体在结构上可以长期偏离正常值而获得持续增长的理由的。以索洛的增长理论来推断，在一个远离“稳态”的经济中，快速的资本积累和结构变化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言应是非常重要的阶段现象。这与结构主义者的观念完全不同。而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结构主义观点之所以经不起推敲，不仅仅因为他们对统计失真的伪象无动于衷，更因为这种观点通常无视经济发展阶段并缺乏对经济增长机制的最起码的理论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