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我正于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任职董事总经理。那年那月的某一个下午，我准备好辞职信，向老板请辞。我的投银生涯，转眼已经11个年头了；自那天开始，算是画上句号。
以往的投行岁月，过的都是活在飞机上的日子，心里算的是时差，嘴上说的是英语。别人叫我Stephen，若我需要介绍自己的工作，概括说来，就是i-banker（投行家）。我曾为了一个重要会议，由伦敦飞抵新加坡，开完会后又急急飞回欧洲参加另外一个会议，前后在新加坡逗留不到5小时。
当年我于耶鲁硕士毕业后，误打误撞地考进许多学生都趋之若鹜的投行，误打误撞地加入了雄霸美国债券市场的雷曼债券部门，更误打误撞地专门负责发展其时仍方兴未艾、后来却引起轩然大波的信贷衍生工具，包括研发打包债券（如债务抵押证券，CDO）和其他相关产品。
我不停地强调“误打误撞”，因为当时我对金融、债券以及衍生工具均一无所知，只是抱着边做边学的心态，想在金融世界开开眼界，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从来没有视投行为终生职业，最初只打算在那里工作一两年，便走出来到其他领域看看，怎知一去便十多年。
通过投行工作的经历，我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包括全球各地的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退休基金以及私募基金等等，亦需要和律师行、会计师和评级机构打交道，足迹遍及世界各地。除了客户之外，和我共事的伙伴，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使我有机会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去掌握全球金融体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书中，我会尝试为读者解析个中关系，让大家明白金融风暴的骨牌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2009年9月15日，转眼雷曼兄弟倒闭已一年。虽然我早已非雷曼雇员，但蓦然回首，方知道我原来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近距离目睹了亚洲金融风暴、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LTCM对冲基金濒临倒闭、互联网泡沫爆破所引发的信贷危机以及整个金融体系杠杆化的过程。
坊间有很多不同评论，尝试解释金融海啸的成因，而金融体系杠杆化、衍生工具泛滥便成为主要的替罪羊。不过，我认为不少评论都流于片面，例如有人引述“股神”巴菲特的观点，说衍生工具是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却不提巴菲特自己由始至终，其实一直都有运用衍生工具，作为对冲和投资的工具。
撰写本书，我不是要为衍生工具作出任何辩解，亦不是说衍生工具市场并无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衍生工具本身只是工具而已。
事实上，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信贷泛滥。信贷泛滥，造成流动资金过剩，全球资产价格上升。美国次贷爆破只是个引子，先是戳破欧美的信贷泡沫，继而引发全球股市下挫。我担心的是，虽然亚洲没有次贷问题，衍生工具市场亦比欧美规模小（香港的散户炒卖认股证除外），但其实一样存在许多信贷泡沫。
我将自己在雷曼时代（1997年至2004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用类似故事的手法和读者分享。不同的读者对这些故事会有不同的分析，作出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我只想为读者打开一扇窗，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有关金融海啸的真实背景和来龙去脉。
很多人误以为投行可能自此消失，但事实上，很多大型的传统银行本身都经营投行业务，比如说Citigroup（花旗银行）、Bank of America（美国银行）、JP Morgan（摩根大通）等等。再者，两家独立的投行Goldman Sachs（高盛）和Morgan Stanley（摩根士丹利）虽变为商业银行，但长远来说，能够接纳存款（deposit），对投行的业务只会更加有利。
简单来说，投行的业务主要是帮助企业在股票和债券市场里进行集资，并满足市场上各种的对冲需要。企业要有增长，自然就有集资的需要，特别在中国市场，投行的业务只会有增无减；同样地，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永远都有各式各样的对冲需要，是故衍生工具“不死”。
正如股市在过往一百年里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成长之痛，衍生工具市场自然亦不能幸免。但我相信，随着衍生工具市场不断完善，如提高透明度、增加流通量和改革监管制度，前景仍然非常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