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国会创设政府保荐企业初衷和赋予其法定职能上而言，美国政府保荐企业同我国目前对大国企的职能定位非常类似，它们被赋予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保障国计民生的公共职能。两房改制、改革过程与我国国企改制改革模式非常接近，唯一不同的是，房利美的产权改革更为彻底，完全实现了私有化，而我国股份化和上市的大国企仍然保持国有控股。但二者完全相同的是，它们都因特殊地位而享有诸多的特权和垄断地位。所以，两房的失败再次警示我们：股份制改革、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资分离、政企分开的问题。在国企改革中，公共治理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完善同样重要，公共部门的代理人与企业部门的代理人只要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公共部门掌握公共资源就会转化为企业手上的特权和垄断，而企业手中经济实力也就成了公共部门代理人谋求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企业一旦沦为公共部门代理人实现其政策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工具，政企就不可能分开，政资就不可能分离，政企关系就必然扭曲，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官员和同样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管理团队就必然合谋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公共利益。
目前，我们国有经济必须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领域和行业保持其控制地位已经成为国企改革的政策底线，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到底哪些领域与行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而这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却成了捍卫许多国企特权和垄断地位合法性最强有力的抗辩。而可叹的是，这些特权和垄断地位产生的收益到底流向了哪里？公众却无从知晓和监督。
两房故事中还有两个不广为人知的事实，即在两房国有化之前，在美国联邦一再声明联邦政府不对两房债务承担任何连带责任的时候，两房负债表上数万亿美元中也有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认购两房发行的债券）。目前，两房虽国有化，但两房5.5万亿负债也不在美国联邦政府资产负债表上，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两房仍然属于具有独立人格的政府保荐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