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即使中国GDP可以增长6%、7%,但是这种增长本身可能也拉动不了就业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词汇,似乎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不二法门。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接受《上海国资》专访时表示,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不足以揭示当前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经济增长偏离就业创造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套用围棋术语则是棋盘中最需要落子的“急所”。
《上海国资》:近来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社会上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您认为一个合理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喜欢谈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指什么呢？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我觉得这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就是过分地相信政府的力量,天真地认为,经济结构是随时可以调整的,是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优化的结构的,而优化的结构会导致一个优化的增长路径。
我个人认为,有些问题不需要我们从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因为结构是一个很玄乎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抛弃目前调经济结构的看法。因为结构是内生的,结构不是我们强加给一个经济的,这个经济衍化出这样所谓的结构,我想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看当前经济,不要去看结构合理不合理,也不要去谈如何调结构,我们现在就看问题本身。
《上海国资》: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军:经济增长跟就业创造慢慢开始偏离,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但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
中国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劳动力人口规模特别大。目前金融危机、全球动荡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就是,即使中国GDP可以增长6%、7%,但是这种增长本身可能也拉动不了就业。这几年进入到没有就业的增长中,是完全有可能的。
《上海国资》:为什么会产生有增长、无就业的问题？
张军: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像1990年代中期以前,创造那么多的就业机会？我觉得这跟现在经济增长更多地集中在沿海、城市、制造业有关系。说白了,就是现在的增长是选择性的增长,增长点都在中国的沿海,都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都在制造业。
而制造业拉动就业增长的能力,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随着制造业自动化水平和复杂性的提高,规模的不断扩大,会有一个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所以GDP的增长集中在制造业本身会经历一个吸纳就业能力不断下降的过程。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长的产业恰好是服务业。
第二,经济增长过多地在城市,而不在乡村,这跟1980年代不一样。中国1980年代经济增长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包括农业和非农产业,都是在农村地区。
经济增长发生在城市有什么问题呢？这里面涉及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这个转移又不是那么自由,所以有很多服务业的机会没有办法给更多的农民。大量的服务业机会其实是排斥城市以外的劳动人口的。
第三,中国这些年以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为什么持续扩大？因为资金流向了沿海和城市。而乡村地区,农民尽管对经济增长是做了贡献的,但是他们拿到的资金其实是很少的。有研究发现,过去十几年,农民是中国的储蓄大户,但这些储蓄大部分都流向了沿海和城市。也就是说,对农村来讲,它是一个资金净流出的地方,而不是净流入的地方。
要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克服这3个问题,即增长过多地集中在城市,集中在沿海,集中在制造业。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上海国资》:造成“3个集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张军:这是由1993、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新的增长机制导致的。分税制把增值税作为主要的分享税种,其中25%的增值税归地方,而增值税主要来自投资、来自生产。所以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对投资就特别感兴趣。而沿海城市相对具有地理优势,招商引资更容易,所以投资的扩大更容易。而投资越多,它拿到的税收返还就越多,分享到的增值税就越多。这样就客观上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激励。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1994年之后的财政体制不是一个平衡体制,而是奖励体制。经济增长越快的地方,拿到的转移支付就越多,得到的税收返还就越多。中央财政虽然也给落后地区,但是沿海地区拿得反而更多。
因此,1994年之后的体制,是一种增长导向的体制,鼓励增长,这样就逐步衍化成现在的体制。所以地方都为增长而竞争。中央政府目前尽管也做了些平衡化的工作,但总体上这个体制没有改变。
3个集中跟增长机制是有很大关系的。目前的激励增长机制,一定会驱使投入更多地集中于沿海、城市和制造业。因为城市的地价比农村贵,沿海地价比内地贵。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来吸纳投资。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它只要把土地批租,有项目进来,它的GDP就有了。所以土地变成了一个杠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体制又是抽租的体制。
《上海国资》: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
张军:我觉得现在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对土地要有更多的约束。这些土地不能由地方政府单一的、通过批租的方法商业化。其次,土地的收入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占有。中央政府要不要分享收益？老百姓要不要分享收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因为现在的土地收入都归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去批租土地。再次,土地本身要有数量控制,不能无限制批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