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在更高的层次上，国内外目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少抨击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即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已经尽善尽美，对其的任何违背都是违反了“天条”，但这个隐含前提恰恰是不成立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潮流最突出的问题是收益和负担分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担的调整负担太多，发达国家企图用无限制的“自由化”为工具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产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争取平等地位的权利，剥夺他们保护自己免受国际游资冲击的权利。
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支柱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本身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执行规则过程中的问题更多。多哈回合开幕前发布的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年报便提醒各成员方，尽管过去50年内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大幅度推进了贸易自由化，但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在农业和纺织品部门尤其严重，而这些部门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
中国对西方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性体会正日益痛切，现行国际经贸规则日益构成制约中国实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争取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相应再次成为我国的长期目标，而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也是一个真正经济强国的标志。
不可避免地，当中国成为世贸组织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之后，必然要行使合法权利，力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
假如说在繁荣时期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既得利益群体似乎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在当前的危机时期，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行为恰恰从某些方面表明他们此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和模式的剥夺是不合理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争取更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阻力，不应该浪费这个机遇。
回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世界性通货紧缩、1999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失败后，悲观气氛一度弥漫国际经济界，然而世贸组织各成员方能够跨越一度似乎深不可测的歧见鸿沟，决定发起多哈回合，显示出了摒弃以邻为壑政策、携手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意愿。在当前的危机中，假如各国能够作出足够努力，危机和暂时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未尝没有可能成为推动多哈回合突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要为最糟糕的可能性作出准备，更要尽力争取最优结局。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