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民间智慧、民间金融创新，应该是构建中国金融独立道路最可靠的起点
采访 | 本刊记者 王春梅 黄秋丽
文 | 本刊记者 王春梅
“两国银行业改革殊途同归，中国的银行上市搞私有化，美国的银行被政府入股搞国有化。”不久前，中国工商银行(4.05,-0.03,-0.74%,吧)董事长姜建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型演讲上如是说。
“他好像带着‘美国你也有今天’这样的情绪，嘲笑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是多么缓慢颠簸，称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列车是多么快速便捷。”转述者这样描写听姜演讲的感受，“姜说‘工行市值世界第一，是英国最大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10倍，很多人没想到中国的商业银行这么快就赶上了世界。上次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的银行提高了风险控制’。”
而10年后的这一次金融风暴，华尔街群雄瞬间灰飞烟灭的教训，则让中国重新反思自己的“老师”——美国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模式，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最近提出，中国的金融改革，既不能盲目照搬美国以市场为主导来融资的金融模式、停止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创新，也不能像日本那样走银企高度结合的道路。他说，“理在太极一圈内，道存中庸两字间”，中国应该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打造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控股集团。
更有一些学者尖锐指出，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大量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以及8亿农民催生出的民间金融组织正生生不息地绽放，尽管他们仍停留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中，但毋庸置疑，中国未来不同于美日的、“混搭”的“多元金融模式”将从此孕育。
幻灭的美国偶像
这听起来有些荒唐。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放弃到底特律从事CAD软件设计，却受高薪诱惑到华尔街从事CDO——华尔街进入投资银行时代的魅惑即在于此。金融工程师用极其复杂的数学推导在设计产品，并在衍生产品的基础上又做N次衍生，最终导致“创新”过度。
高度市场化的美国金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功能强大，并成为金融活动的主导力量；金融的杠杆效应被应用到极致，以获取极长的金融产品线。
几周前，在华盛顿举办的“世界银行业论坛”上，与会者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4个G：Greenspan(格林斯潘)、Leverage(杠杆作用被无限放大)、Greed(贪婪)、Government(政府监管不够)。
“金融创新的目的越来越模糊，最终变成可能只是为了投资银行自己的某种交易的需要而开发产品，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本需求。”吴晓求认为。美国模式显示出了投资银行风险-收益的不匹配，在从合伙制向公司制的转变过程中，投行作为上市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其分红却保持了合伙制的方式，这种制度设计内在地推动了风险的放大。只要有利可图，投资银行家们就极端地创造新产品，获得高收益，从而使得风险无限蔓延。
一般来讲，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是11-12倍，投行的杠杆率通常在30倍以上，已经破产的雷曼兄弟甚至达到40倍。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和高回报前景的引诱，除了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以外，投资银行也乐于变成交易商，参与有巨大风险资产的设计和交易。
当“皇帝的新衣”被扯下时，陷入流动性窒息的投资银行又因缺乏商业银行的“输血”而遭遇致命打击，这正是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悲剧所在。危机之中，华尔街想到了，只有商业银行充足的现金流支撑，才是防范投行流动性风险的有力保障。美国银行收购美林，使其成为美国银行集团的下属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变为银行控股集团，亦遵循同一思路。
只不过，以上做法只是对美国金融体系漏洞的一种事后修补。高度市场化主导的金融体系，正好构成了美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而中国的金融改革，恰恰以美国为师。它的危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袭击下，暴露无遗。
民间模仿日本模式？
伴随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演进，日本金融机构开始重拳出击，“抄底华尔街”，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金融模式是否存在一定的先进性。与美国模式不同，今天，日韩和德国等亚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银行主导的金融模式。强有力的关系银行支持着大企业集团，日本的产业走到哪儿，银行的服务就会跟到哪儿。
日本的银行叫做“主办银行”，即由企业主办。在初级阶段，企业都靠主办银行放贷，是一种内部服务体系，慢慢才进化到不完全依赖主办银行，也从外部的其它金融机构获得资本。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曾就职于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12年的白益民认为，在日本的金融体系中，主办银行起了纽带作用，相当于是个父亲，商社是个母亲，孩子就是实业。父亲管钱、母亲照顾孩子、伺候丈夫，这样一个家庭的存在，使得日本的整个产业成长得比较好。白益民认为，日本的银行此次出手投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正是为了帮助自己进行产业扩张，因为这两大投行在实体经济中已有很多投资。
据白益民讲，现在浙江有很多企业都在模仿日本的模式，例如浙江的最大企业浙江物产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目前正在明确地学习三井物产。浙江物产的老总甚至请三井的高管给自己的管理层讲课。但白益民并不看好这种模式，他认为浙江物产更多的是从细节的角度，比如怎么用人、物流怎么搞等方面学习三井，而没有从制度的角度思考，没有想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比如向地方政府寻求一些条件支持。因而只能在贸易和实业的层面模仿，缺失了金融这一块的支撑。
浙商银行由浙江一些大型民营企业投资，股东都来自企业，对产业有一定的把握能力，但仍然缺乏一个像日本商社那么高的平台，这也是江浙民间金融财团与日本财团的最大差别。
日本的商社是联系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很重要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金融和产业之间就是割裂的，无法让积累的钱运转起来、产生效益，为实体经济服务。
另一个案例是奇瑞，它最近成立了一家公司，欲参照丰田集团的丰田通商做成商社。
“奇瑞在学，但是做不到，差得还远。”白益民认为，日本模式的成功先天需要政府的支持，并不一定是投钱，首先是政策上的支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二，政府把不良资产置换到有能力的财团里，而不是让他们被海外机构收购。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建立大生产体系，使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运作，情报共享；中小企业的需求也能及时得到满足。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分工合作的状态。
白益民表示，中国目前模仿日本财团的企业总体上缺乏舆论和政策支持，很难做起来。国家从政策上限制他们的发展，金融、产业等各个方面都不允许他们进入。白益民比较看好万向的模式，“万向的投资部门以后可能进一步演化，最终使得万向成为日本式的财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