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大的担心反而是“政策太好了。”秦伟杰告诉本刊，“假设杭州市场每天供需平衡点是5万斤蔬菜，现在越来越多的主体进入到这个市场里，供应就会增加到6万斤、7万斤。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死掉。”
秦伟杰已经决定不再扩张农场的规模。可以的话，今年他想去东北走一走。他认为那里的气候和土质更适合包括西兰花在内的蔬菜作物的种植，再加上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渠道和平台，可以从地理布局、品种分类等平衡掉潜在的风险。
“没有浙江人做不成的事情。”秦伟杰极是自信。
但是在遥远的东北粮食主产区，政策环境、地理气候以及人情习俗都与秦伟杰所处的环境迥异，他真的能够成功吗?
我们不应该忘记上海松江的钱毛头。他如愿争取到了文华村100亩农地的经营权，与老伴一起操持着粮食家庭农场。2月底《中国企业家》记者见到他的时候，钱毛头正在费力地往地里运送有机肥料，为即将到来的播种季节做准备。
但令他郁闷的是，他并没能拿到预想中的480元/亩的补贴。“现在到手的只有200多元钱，租金却涨到了760元/亩。”钱毛头这样告诉本刊，“能不能帮我问一问为什么?”
上海松江对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种肥以及收购价格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扣除掉投入和租金后，钱毛头每亩地净收入在500元左右。“其实与以前相比，产量与收入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但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出调整或是改变，“我都60岁了，反正种粮也很省事，就这样吧。”
“中国农地的问题与矛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刘守英告诉本刊，“在这样长的时期里，对所有的经营主体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应鼓励或是偏好于任何一种模式。”
尤其是在土地确权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当下，家庭农场的春天来临之前，要经历相当长的春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