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各月出口额 (亿美元)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棉价‘过山车’不仅苦了棉农，也苦了我们这些处于纺织产业链中端的中小型企业。”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亨利棉业老板于风君哀叹，“从9月初到春节前是棉花加工企业最忙的时期，但据我了解，夏津县可能有95%的企业已经和我一样停产了。有些企业干脆宣布倒闭，开始卖机械了。”
“可以说，今年是历史上最困难的一年，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困难。”孚日集团董事长孙日贵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造成行业性困局的主要有两大突出因素：一是棉价大涨大跌，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二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美市场复苏难见曙光，消费需求减弱导致订单量减少。“过去欧美客户买衬衣，一买一打，现在改成论件买了，这差别有多大?”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山东多地调查发现，“不赚钱”的状况在纺织产业链条各环节中普遍存在。从棉农、棉花收购商到棉花加工企业、棉纺织企业，再到棉成品企业，概莫能外。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企业人士和业内专家认为，原材料在纺织企业中的成本占比最高，棉价“过山车”急剧放大了企业的成本控制风险，戳中了纺织业数十年来无法改变的“旧痛”。而在入世出口大幅增长之后，近年来随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诸多政策红利的弱化或消失，中国纺织业不仅要应对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大肆“抢单”，还面临欧美市场需求疲软而造成的订单缩水。这成为纺织业的“新伤”。
他们认为，旧痛新伤齐发，明年纺织业可能再陷出口困境。治旧痛，需相关部门统筹原材料生产布局，企业提高市场应变能力;疗新伤，需全行业加速升级，走出扎堆低端的泥潭。
又坐“过山车” 暴涨暴跌怪圈何时休
棉价大跌、棉农受伤、棉市冷清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去年的棉价疯涨。专家称，应对农产品(000061)价格暴涨暴跌，关键是要建立协调机制
“卖棉花不赚钱，不如趁早拔了种粮食。”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呈集村的一个棉农一边在自家门口采摘棉桃，一边无奈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11月中上旬，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山东多地发现，棉价大跌使得不少棉农提前拔棉种粮，棉市交易冷清。
在具有“棉都”之称的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几乎家家都种着棉花。10月、11月本该是棉农卖棉、棉商购棉的旺季，但今年不仅没有出现去年的抢棉景象，棉花交易也陷入了僵局。
“现在籽棉采摘已基本结束，但交售进度不足10%。”山东省德州市棉花行业协会会长马俊凯解释说，“今年籽棉收购价格太低，目前在3.9元/斤左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20元/斤。现在出售，棉农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所以都不卖。与去年持续攀高的棉价相比，棉农希望棉价上涨的情绪很浓。”
夏津县无屯村村民张明浩的说法印证了马俊凯的解释。“去年籽棉最高时能卖到7.3元/斤。现在家家都等着棉价上涨，至少涨到5元/斤，我们才愿意卖，这样才不会白白辛苦一年。”张明浩还算了一笔种棉成本账。“今年人工成本涨得厉害，摘棉桃的费用从去年每斤0.5元涨到今年的0.75元，剥棉桃的费用也从去年每人每天30元涨到40元，算下来，20亩棉花地产出8000斤棉花要2万元人工费。再加上买种子的1000元，化肥4000元以及农药、水电等，20亩棉花地的投入成本近3万元。这还不算一年到头在棉花地里忙活耽误外出打工的成本。”如按当前3.9元/斤的价格计算，8000斤籽棉能卖到3.12万元。这意味着一家人在棉花地里忙活了一年，几乎没赚到钱。
棉农不赚钱，棉商也“苦不堪言”。夏津县籽棉交易市场算得上是山东最大的籽棉交易市场，但在这个收购旺季，棉商的身影很少出现。偌大的交易市场内冷冷清清，只停放着几辆等着拉货的机动三轮车。而在往年高峰时期，市场外棉贩子车辆都会堵几公里远。
滨州市邹平县的一个棉商无奈地说：“今年是我收棉花六年来，行情最不好的一年，比金融危机时还糟。忙了一天，才收了四五十斤，这跟去年一天收六七百斤相比，差得太远了。而且，今年收来的棉花质量不太好，卖到加工企业，一斤赚不到两毛钱。”
棉价大跌、棉农受伤、棉市冷清的直接原因便是去年的棉价疯涨。马俊凯说：“去年棉花价格暴涨后，不少农民增加了种棉面积。从德州市来看，种棉面积从去年的155万亩增加到今年的160万亩。另外，今年的阴雨连绵天气导致棉花质量下降，也是棉价走低的一个原因。棉农和棉商只好先把棉花存起来，但这样做风险也很大，既要防火，又要防止时间长了棉花变色、质量下降。”
价格暴涨暴跌已成为农产品市场的常见现象，近几年来尤甚。去年，大蒜、生姜、棉花等因价格飙升被戏称为“蒜你狠”、“姜你军”、“棉花掌”，而短短一年之后，这些农产品价格就掉头暴跌。不少专家认为，价格大幅波动既有灾害气候影响供求的客观因素，也有农民价高扩大种植面积、价低缩小种植面积的举动与市场脱节的因素，还有资金炒作的因素。他们建议，一方面要建立农产品价格异动监测机制，加强国家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完善价格波动与低收入者补贴的联动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大宗农产品种植规划，增加供求基本平衡的可能性。而国家调控要更多以市场手段进行，防止对经济基本面的过多伤害。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健认为，应对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协调机制。中国农产品生产仍处于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分散生产经营，没有形成规模，易受大规模资金的控制。西方国家农产品生产具有集约化、规模化的特性，而且农民自己成立农会等协调机构，根据每年的市场情况协调各地农产品种植面积，类似于达到配额生产的效果，让每年的农产品产量和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中国也应有这样一种机制，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