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无处不在
事实上，不仅是来宾，围绕传销所产生的产业正在每一个可能的平台上日益扩大。
在淘宝网上，用《三十八问答》、《西部精英必读》等书籍名作为关键词，随时可搜到售卖“连锁书籍”的网店。而这些所谓的“连锁书籍”，正是传销组织的必读教材。
据知情者透露，广西当地有一批专门编写传销教材的人员，还有一些私人印刷厂，专门从事这些传销资料的印刷。在南宁、北海、来宾等地的街头，无论是报亭、书店还是地摊，随处可见这些书籍正在“热卖”。
围绕着传销的互联网服务也在暗中进行。
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网赚程序”四个字，0.042秒之内可以查询到475000个搜索结果。从这些网站上，几百元即可购买一套专业的网赚程序，网站还提供域名申请、空间租用、代理备案等相关建站服务，只要花上一两千元，便可以建立一个网络传销的专业网站。这种“便利”让网络传销迅速在互联网上泛滥开来。
“打传”的尴尬
公正地说，各地从没有放松过打击传销的工作，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打击总是显得有些尴尬。
首先是传销尤其是一些隐性的传销，在打击时很难取得有力的证据。有效的物证仅仅是传销书籍、材料、通讯录，这些东西很容易藏匿。除非是在上大课的时候当场抓获，但现在的传销组织，尤其是以广西为主的南派传销组织，基本已经不再上大课。
另外，目前各地负责打击传销的主要是工商部门，而工商部门能做的就是罚款。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广西某地工商局人士称：“一般是派人到银行蹲守，发现有传销人员提取大笔现金就跟踪，然后采取行动，抓人罚款。接着按工商20%，公安10%拿回扣。如果是线人提供情报的话，就3家平分。”
这种打击方式显然很容易被传销者利用。因为即使有人被关押，只要交钱基本上也能放人。直到传销罪正式被纳入刑法，“目前也只能处罚到传销组织的最高层组织、领导者。”
链接：传销犯罪正式纳入刑法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案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民间反传销组织的争议与坚持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反传销协会的性质究竟是公益还是营利？反传销志愿者们一直在争议中坚持。
2009年8月初，当记者拨通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的电话时，他正在前往黑龙江解救一个传销人员的路上。三年的时间里，反传销、解救传销者是他惟一的专职工作。他和其他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在反传销的路上坚持着，努力着，同时也被质疑着，争议着。
李旭也曾经是传销的受害者，在江苏徐州的一个传销组织中，他曾经做到过B级。正是这样的级别，让他终于认清了传销的真相，于2005年底退出了传销组织，开始了自己的反传销生涯。
2008年底，李旭和当时比较知名的反传销志愿者叶飘零等几个人一起，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发展起上千名反传销志愿者。目前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主要有几种：接受各地的反传销咨询，通过网络发布反传销知识与信息，撰写反传销文章，实地解救传销受害者。协会有10个专职的反传销志愿者，负责实地解救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外边跑”。
解救传销受害者其实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因为传销对人的控制不仅在于行动，更在于思想。民间反传销志愿者的优势在于，他们都曾经是传销受害者，很多还在传销组织中做到过较高级别，熟知传销的内幕与细节，可以保证劝说、解救的成功率。
接到解救任务后，志愿者们会和受害者亲友一起前往受害者所在地，见面后对其进行劝说。“劝说传销受害者有很多技巧，这是一个‘反洗脑’的过程，就是用传销洗脑的方法来与被害者交流。”李旭说，协会的志愿者们都精通“反洗脑”之道，因为大家“都曾是传销高手，这种方法用得很熟练”。
靠这种方法，反传销协会目前的解救成功率达到95%以上，然而也正是这种解救，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质疑。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资金一直是反传销协会面临的最大压力。“解救一个传销受害者，车费、电话费、住宿费等各种费用加起来，少说要500元，再加上协会中有十几名专职志愿者，这些人的生存问题总要解决。”在资金的压力下，反传销协会制定了解救的收费标准，异地解救传销受害者，其亲友要负责志愿者的往返车票、食宿，并向协会捐助人民币300元。
这种收费解救的模式，很快成为争议的焦点。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反传销协会的性质究竟是公益还是营利？面对记者的质疑，李旭表示，收费只是一个无奈之举。一是要求解救者太多，协会作为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民间组织，确实能力有限；二是很多志愿者的真实姓名、电话都公布在网上，难免引来传销组织的报复，之前便曾经发生过传销组织将志愿者骗到当地进行围攻的情况，收费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一旦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我们马上全部免费。”李旭说。而现在协会所能做的，就是将收费标准、资金用途、账目情况全面公开，接受各界的监督。
除了资金之外，另一种压力来自于安全方面。由于阻挡了一些传销组织的“财路”，反传销协会时常接到威胁、恐吓电话，而每一次异地解救行动更是小心翼翼。曾经有一次，在解救的过程中，一位志愿者被传销组织连砍了4刀。“作为民间组织，身份非常尴尬。不能很好得到有关部门的配合，自己的权益与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出于安全考虑，每一个解救请求他们都要再三仔细鉴别，解救时的见面地点也都选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李旭说，目前他们正在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申请，请其作为协会的监管单位。而在这个申请通过之前，他们还只能一切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