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持续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长潜力。到2020年我国GDP、人均收入能达到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加上人民币升值，那么在2020年人均收入将达到12700美元，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21世纪网 “这可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会议。”国务院参事、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1月17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朗润格政-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政策”论坛上表示。
林毅夫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这不仅可以消除各种扭曲、保护和补贴，还可以让经济更好按比较优势发展，可以解决改革开放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的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解决经济外部性。如果这样，我国的经济还会持续、稳定、健康而且快速地增长。
“中国还有持续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长潜力。到2020年我国GDP、人均收入能达到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加上人民币升值，那么在2020年人均收入将达到12700美元，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林毅夫称，也就是在这一任政府任期内，中国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跻身高收入的经济体。
中低收入陷阱
林毅夫表示，从经验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原来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独立后，努力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希望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绝大多数并不能实现这个愿望。数据显示，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为中收入后变为高等收入，分别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等收入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原来就跟西欧差距不大，其余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也就是说，二战后，世界上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指出，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无法通过后发优势来缩短与发达中国家差距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开始的发展思路是所谓的结构主义，就是通过政府来主导，重视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的作用。而之后，世界的主流经济思潮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最后导致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重重危机。
林毅夫解释称：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为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经济体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克服市场失灵，以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发展中经济体推行结构主义的结果普遍是在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后，经济发生停滞，危机不断，虽然建立起了一些现代化的产业，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兴起，主张发展中经济体实行“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以克服政府失灵，提高经济效率。但推行的结果是相关经济体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于推行结构主义的60和70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更高，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二战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这几个成功经济体共同的特色是采取了违反结构主义的“出口导向战略”。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少数几个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推行的则是违反华盛顿共识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
这些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而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或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
“那些从低收入变为中等收入最终跻身高收入的经济体的特点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市场经济，但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是积极有力的。”林毅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