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当一场经济危机席卷华尔街时，财富迅速从富人口袋里溜走，从大富大贵到一贫如洗就在一瞬间。1929年10月24日，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0%，股灾迫使当时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花旗银行前身）总裁查尔斯·米歇尔从曼哈顿的高楼上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小时内，与他一道寻短见的还有另外10个投机者。
看不到希望的日子，自杀成了富豪们获得解脱的最快方式。80年过去，适逢又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企业家自杀的消息再次频频传出。美国历史学家狄克逊·韦克特曾在《大萧条时代》一书中写道：“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
轻生的富豪们
德国时间1月5日，该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默克勒因不堪金融危机和投资失手的双重打击，卧轨自杀。
美国时间1月5日，该国房地产大亨斯蒂夫·古德在芝加哥郊外一片森林保护区内开枪自杀。
金融危机使默克勒亏损了13亿美元，而古德则是一位靠拍卖房地产市场起家的富豪，其所在的行业在次贷危机中受影响最重，其旗下的企业遭受致命打击。
这并非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有的两起自杀案，事实上，多个西方国家已经曝出富豪自杀的消息。
这些消息构成了一幅图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惨状又逐渐回到人们身边。
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说金融危机在西方国家对富豪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压力，那么在中国，这种压力对于企业家来说也几乎是不能承受之重。
众多中国企业家已经习惯于企业每年的高增长，习惯于大量的出口订单，习惯于等待国家各种维护市场的措施。然而这些在2008年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变化，企业家不能正视和适应这一变化者，有一些就遭遇困难，甚至走向绝路。
2008年，中国企业家的心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坠楼身亡；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自杀；温州泵阀厂老板朱吉光自杀；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庞贵雄自杀……压力之下，一些中国企业家选择了放弃。
“成功人士往往会把事情的成功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获得自我价值感。或者是社会上觉得什么好，就去干什么，做得越好就觉得自己越成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丛中长期从事企业家心理抑郁症的研究，在《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他分析，由于企业和企业家之间已经融为一体，并成为唯一寄托，企业一旦出现经营低谷，企业家的压力就会增加。
从魏东在临死前留下的遗书可以看出他的痛苦：“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近年来我的强迫症愈发的严重，本想今年能放下工作，安心地休养，医治这种精神上的病症，但近期外部环境又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强迫性的动作、强迫性的思维，如影随行，几乎时时刻刻地困扰着我……”
魏东身患抑郁症，而郑亚津、朱吉光、庞贵雄等则都是因为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企业业绩加速下滑，难以承受经营压力所致。
中国企业家面对“冬天”缺乏心理准备，会将“危机”视作企业经营的终点，而非常态。
快乐来源匮乏症
30年来，中国企业家经历了创业与守业的艰辛，在这个过程中，也常常是压力重重，但精神之弦集中崩溃的状况并不多。
金融危机的压力为何会如此巨大？丛中认为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面临的压力并不相同，其创业阶段，由于企业刚刚起步，创业者往往抱着放手一搏的心态，在困难面前能够从容应对，因为即使失败也“输”得不多。
创业成功后，企业家就开始面临着企业逐步超出其掌控的阶段。“企业像一个长大的孩子，逐渐不听父母的话。”在这个阶段，很多企业家选择把自己和企业彻底分开，享有所有权，引入职业经理人。
但也有企业家对于管理方式没有经过改变，也实现了成功，这一过程是企业家控制欲不断膨胀的过程。
由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迅猛增速，同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商业机会不断涌现，因此这种凭借企业家一己之力，让企业获取成功的案例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
然而，心理危机被表面的繁华掩盖起来，随着企业不断做大，企业家的控制欲不一定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企业家会加强控制能力，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加压的过程。此外，外部环境急剧变化，随时可能对企业的运营产生影响。
因此，当企业进入第三阶段，管理者如果还在科学管理和个人领导之间摇摆，一旦遭遇金融危机等不景气局面，企业家和企业边界不清，将会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全部转嫁到企业家一人之上。
“当企业成为企业家个人价值获得认同感的来源，那么企业家也就被物化，企业成功成为衡量企业家‘本人’成功的唯一标准。”丛中表示，这使得企业家的压力骤然增大，无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