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党代表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
1988年，鲁冠球当选十三大党代表时，是社办企业杭州万向节厂的厂长。李登海入选十四大代表是以“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身份，当2005年创办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李登海以成功企业家的分量再次当选十七大党代表。十五大全国党代表中有现为森达集团董事长的朱相桂与湖南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胡子敬，但当时他俩所在企业是国有和集体企业。
等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国企业家正式成为全国党代表，并有7名之多。其中，江苏省是中国企业家全国党代表最多的省份，包括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的蒋锡培、综艺集团的昝圣达等四人入选。此外三人是，重庆南方集团的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刘思荣和台州飞跃集团邱继宝。省际的名额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苏南模式在特定时段的超强影响力和江苏省的政治地位。
5年过后，十七大党代表的中国企业家阵容扩大到17个，从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扩展到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宁夏等。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观察这些民企党代表，成功入选背后，都无例外地将企业党建视为表达政治忠诚度的平台。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局主席方敏堪称模范。1993年，新疆广汇集团成立了全疆第一个非公企业党支部，方敏带着“立志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的理由，辞去大型国企党委书记。凭借旧有的组织通道和人际信任，方敏很快将广汇党支部由1个变成141个，由13名党员发展为4398名党员。
鉴于红色是中共的符号，万丰奥特董事长陈爱莲还别出心裁，要求公司将红色作为主色调，并且无论出席何种场合，她的红色着装格外显眼。
强大的语言系统切换能力也是这些民企党代表的成功元素。十七大党代表的“钢铁大王”沈文荣这样将财富融入红色逻辑中：“现在我们拥有财富，但不要以为这些财富就是我们自己享受的。财富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我们的财富用在发展再生产上，是为了国家的经济繁荣，所以财富最终还是国家的。”
这种暧昧的财富辩证法，同样发生在中央候补委员热门人物梁稳根身上。他在三一重工一次内部讲话中称：“赚10万的时候，资产是个人的;赚100亿时，这个资产就是国家的。”
先行一步的集体企业家
在大陆长期政治排序中，国有企业是长子，集体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后。中国企业家的政治空间和展现形态，都可通过集体企业家的轨迹而前瞻一二。
在地方集体企业的发展波澜中，张瑞敏引领的海尔与陶建幸的春兰集团，成为一时的典范，张瑞敏与陶建幸也随之被吸纳到政治体制内。
2002年，正是中国入世后面临外企压力的时刻。而彼时，张瑞敏和他的海尔被作为民族工业的旗帜频频出现于各大媒体。作为特殊环境下的激励，在该年10月，张瑞敏入选十六大大会主席团。十六大开幕式一结束时，张瑞敏显得极为激动，说：“这种肯定不仅仅是对海尔，而是代表着一种方向，是对所有民族工业企业在市场上拼搏创新精神的肯定。”十六大最后一天，张瑞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舆论称张瑞敏是中国集体企业老总中唯一一位候补中委。实际上，与张瑞敏一同当选的陶建幸也是来自集体企业。在春兰股份公司多年的年报中，均写道：控股股东春兰集团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
但不幸的是，春兰集团在政治管道上一直将自己说成是国有企业。结果，在2001年前后春兰准备改制时，遭遇了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的高层压力和部委调查。改制夭折后的春兰逐年走下坡路，最后股市停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到十七大时，只是一个普通党代表。而张瑞敏在十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海尔与春兰的悬殊分化，显示非国有的企业家入选中央候补委员，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从政。梁稳根若如愿候补中央委员，挑战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