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好声音》总策划、浙江卫视副总监兼节目中心主任杜昉对腾讯财经独家披露称，《中国好声音》从第二季开始浙江卫视直接从荷兰Talpa公司引进版权。
这意味着，浙江卫视成功绕开IPCN、灿星获得了《The Voice》的版权。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此事牵扯叁方均未对其中细节做出回复。
在灿星徐帆看来，未来体制内的卫视和体制外的版权公司和制作公司都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徐帆介绍，灿星在打造《中国好声音》节目时，所有的制作费用都是灿星先支付，包括导师费等，投入非常大。但是《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团队，在《中国达人秀》节目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大型选秀节目经验，今后此类型的大制作将成为灿星的特长。
曾经引入《舞动奇迹》版权的世熙传媒刘熙晨则认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有其独特性，是难以复制的。《中国好声音》事实上是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联手打造的一档精品栏目，其制作团队优良，且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动辄数千万的投资，并不是每家制作公司可以承担的起。分析《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其关键也在于背后强大的资本推手。
徐帆向腾讯财经介绍，目前灿星与电视台节目合作方式上都会签订对赌协议，保证其制作的节目收视率不低于此前同时段节目收视率，而这一收视率达到的效果越好，灿星从电视台在该栏目广告收入的分成也会越多。反之，灿星则有可能需要向卫视支付高额赔偿。
据业内消息称，灿星制作的《中国达人秀》今年1月份因收视成绩不佳，将向东方卫视赔偿约3000万。
《中国好声音》开创的制播分离的模式，其意义也许在于将为电视节目制作打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湖北卫视向培凤向腾讯财经表示，今年湖北卫视全年投入约在8亿元左右，这在卫视中属于偏低的，但由于卫视本身资金储备所限，除了广告收入，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虽然目前有很多文化产业基金，但电视台与这些资金对接并没有直接的通道。
而对于一些节目制作公司，达晨创投副总裁赵小兵则认为，单一的内容提供公司，缺少播出和推广平台，其产业链是不完整的，因此大多数PE对这样的公司仍存在疑虑。对于这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他还没有把握，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再走两步”。
“全球连锁”的电视节目
国外优质节目的版权授权，不只包括名字及基本的节目模式。它通常会包括节目制作流程中每一个细节，大到舞台、灯光，小至主持人服装及站位都有说明。而这一切包括了这档节目初创及在全球其他国家成功的所有经验。
实际上，娱乐节目的全球扩张，跟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企业一样都需具备高度标准化才能在不同国家都获得成功。
中国的电视节目也已经有了“连锁化”尝试。据汤集安介绍，湖南卫视《挑战麦克风》的版权已经卖到东南亚国家，目前正在准备制作“超女快男”的制作细则，未来将会有更多节目模式对外输出。
但如同跨国公司都会重视本土化一样，中国电视台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市场的国际节目，以及中国制作团队如何将这些节目与本土文化进行融合，都决定着一档国外流行的节目能否在中国成功。
达晨创投副总裁赵小兵对腾讯财经表示，这种电视节目制作代表一种新的产业模式，通过引进国外娱乐公司版权，进行改进与本土文化进行融合，迎合中国观众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创新。
以刚刚结束的《我是歌手》为例，湖南卫视汤集安告诉腾讯财经，《我是歌手》虽然采用引进韩国版权的方式，但韩国方面并没有制作节目的详细介绍，湖南卫视于是派考察团队去韩国观摩学习，主要在节目内容、流程、舞台、灯光等方面沿用韩国塬版模式，其余则是由本土团队进行研究创新。
汤集安总结《我是歌手》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歌手复活赛环节;二是歌手打分模式上加入中国本土化因素;叁是传播途径上，总决赛创新了电影院看直播的模式。
每一档国外成熟的电视节目模式引进中国都面临着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前几年很多引进节目失败的案例也充分说明，照搬国外模式并不是一档节目成功的主要因素，关键还在于成功实现本土化嫁接。
据灿星徐帆总结，在中国优秀的节目都需要找到观众的情感“共鸣点”，因此感人的故事往往成为重要卖点，这与西方国家电视观众以纯娱乐诉求为主的模式不同。
在刘宏教授看来，当前成功的电视节目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病毒式传播。
所以，如果你在观看《我是歌手》之后会为某个歌手未获得冠军而在微博、微信上与朋友“吐槽”，或许这正是该节目精心设计的一环。
